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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她发高烧，肺炎，不肯入院也不肯见医生，我正在上班忙得发疯，打电话给她叫她入医院她就拍拍，拍拍的说不。我说了半个小时，原来和一个没有话的人都可以在电话上讲半小时，我就真的不想讲了讲也没有用你也不明白我还在上班，她很生气就搁了电话。
后来她还是进了医院。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写，‘实在不想再进医院。’
还张着喉咙去打麻将。我给她一点小钱作麻将本。去打吧，我说。喜欢做甚么就做甚么，喜欢吃甚么就吃甚么。
跟她说完，回心想，我何尝不需要如此。
没有声音，怎打麻将？怎上？怎碰？
她拍拍抬面，表示：碰。吃糊不用说，将牌翻开就糊了。
再一个姊姊从英国回来看她，她们手拖手的天天出去逛街。姊姊走了以后姊姊就开始病，又入了院。出院以后我上她家看她，她给我看姊姊给姊姊的几封信。姊姊写：我在飞机上一直想着你不知你在做甚么，你睡了觉没有不知痰还多不多，晚上可不可以睡上两三个小时。我下了机转了巴士回家，我想这个时候正是香港的午夜两点，你可能刚睡了。回到家很累我收拾了行李，洗了衣服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就睡了。第二天上学一直忙，到下课的时候收到慧宁的电话知道你又入了医院。好姊姊真是我的不好，天天跟你逛街像我们从前一样就把你弄病了。原来我回到家可能在洗澡的时候你又入了医院，但我已经无法照顾你了。第二封信是几天以后，报告着学校和学生的事情，她写：好姊姊亲爱的好姊姊，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身体，我会储钱再回来香港给你庆祝六十岁大寿。
我们已经没有了美丽和青春，但我们亲爱的感情还是一样的。信我给我姊的女儿慧宁说了，她后来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妈咪穿着一件橙色的旗袍庆祝她的六十岁大寿。
再一封信报告家常的小事，她女儿说些甚么做甚么，学生的家长又说些甚么做些甚么等等。
我将信折上忽然想，原来我不那么样。我两个姊姊只读过中小学，她们也从来不讲艺术甚么甚么的，一个喜欢打麻将，一个会做衣服，喜欢追电视连续剧。
她们写，好像将我写过的小说再写一次。用她们的生活。
如果生活发生的事情似曾相识，像一个我写过的小说，不是因为我聪明或有巫灵附身，而只不过我老早跟命运打了个照面。
我知道。我知道这必然发生并将它写下。
我写个一个故事叫作‘一个跳舞女子的尤滋里斯’，那年是一九八七年。那是一个记述母亲死亡的故事，而那个母亲的原型就是我姊姊。那时候我只上个几课跳舞课，觉得没甚么兴趣就停了。
十几年后我姊的死亡如我曾经启示的一样。我不知何故开始很认真的跳舞。
我从来不希望模仿小说，亦不擅预言。生命之中总觉得每走一步都迷迷糊糊，很努力但仍不由自主。
如果我从此得到自由，自由也必成为我的咒诅。
命运的默示使我对未来的生活，心存敬惧。（是处境选择你而不是其他）（无论才华或不，沉默或话，竟都不由自主。）（是你决定沉默而不是我。我将最后的重担给了你。）
但不。沉默并不如我庸俗的小说所想像那样赚人热泪，那样悲情。
我姊总是微微笑的。没有了声音以后，她时常微笑。
她得到她要得到的。穷她一生。她要得到的不是静默，智慧或世间的华美富贵。
初老以后，她天天穿同一条黑裤子。我姊骂她，你整理整理自己的身世，你看你，头发白了都不去染掉。她将白发染黑，但仍旧天天穿同一条黑裤子。那时候她刚病，做了电疗，颈都烧焦了，但还可以说话，便解释说：不是同一条裤子，是几条同一样的裤子，我天天换。
穿甚么看来是甚么，她无所谓。
伤心的是一个男子。死到临头了，男子伤她心的时候她一样喝掉一瓶白兰地哭一个晚上。
与年纪无关。烈性女子已经不再爱美丽，老了萎谢了身上长了癌细胞，所余的日子有限，医生说：说不定看着吧；她还是个烈性女子。
那个乔治.史宾路。我死了看他怎么样。她一边哭一边数说着男子。
病了好，好了点又病，病情反反覆覆。
好像预演，重重复复，预演那必要来临的。
使人惊吓动心的死亡，总是带点罗曼蒂克的。那是年轻人经历与想像的死亡。
平常的、每一个人的死亡，没有甚么罗曼蒂克；来来回回，进院出院，‘家人都有心理准备，情况很危险’‘可以出院但两个星期后回来覆诊’。病久了也不觉其病。‘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着了便没事。’她写。‘去年十二月七日做的手术，到今天已经有六个月。’她数说着日子。
房子是她名下的产业，男子住一个房间，她住一个房间，两个人各自各住着已经有好多年。她还是非常着意，他出去了，他晚上四时才回来，他吃过了没有。男子每个月交租给她，作家用和零用，不交租的时候她就生气，两个人一起生活都有二十年，还三天五天的大吵小吵。
一天我接到男子的电话，说，你姊姊，电疗失败了，要做手术。
他的声音很低沉，我几乎认不出来。我说，哦。甚么时候。
伤口从她的喉咙的一边开到另一边，鸡一样的给割开。
她很痛。男子站在病床旁边，按着我姊姊，逗着她说话，不时问她热不热痛不痛，要不要这要不要那。我另一个姊姊说，嘿那个乔治.史宾路，不知是否谋姊姊的遗产，转了性对她这样好。我说，管它呢，真又如何假又如何，作假的作到真一样就是真的了。都说金钱不能买到爱情，如果金钱能够买到爱情，又有甚么不好？
金钱如果不能买到爱情，可能对死亡的恐惧可以。可能时间可以，意志可以。
时间、意志、恐惧、一切的总和也无法再是虚无飘渺的所谓爱情。她和他只是接近。
接近终结，因而心生怜悯恩慈。
出了院，再入院又出院又入院。住在家里的时候我姊姊索性住在客厅。
她得到了她要的空间。男子缩在房间里面，看电视，上网。我姊睡在沙发床上，床尾有她的大电视，床边是她的抽痰机和润喉咙用的蒸气机；她的起居间变成了病房。男子看着电视会出来跟她说两句笑话，扮江泽民或董建华拍掌说话逗她发笑。
一次我上去看我姊，我姊喜孜孜的跟我写：他送了我一件生日礼物。
她满心欢喜的笑着。不是粉红钻戒也不是十打玫瑰甚么的，我姊躺在床上指指厕所。我到厕所里面找，厕所里面乱糟糟的，都是他俩的卫生用品。我出来我姊就揭晓：他送给她一个新的粉红厕盆。厕盆已经裂了很久，一直都没换。
那真是个美丽的厕盆，你姊姊很喜欢。男子说。他们俩个相视微笑。
哎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问我姊姊：怎么了，乔治有没有交租给你。她点头说有。又做了口形，大概说：‘很准时。’她说话有口形没有声音，她说甚么我猜。
也没再打电话给她。免得拍拍拍拍的打着密码大家穷生气。
但我总是觉得，有一天我会收到一个没有声音的电话。她可能会拍拍两声，说着不。
到那个时候。我现在知道甚么遗言都是骗人的。
哪里会有遗言。要说的都已经说了。我姊比较幸运，她提早结束了她要说的话。
没什么好说的。她失去了声音以后，可能才发觉没有甚么非说不可的。连打麻将这么重要的吵事，都可以一话不说，一翻牌就糊了。
如果命运无可抗拒，比我们的意志大，比我们的存在大，如果不能战胜命运，最起码的只能是，默默承担（我听。在告解室的这一边。）（我听了以后，没有其他的办法，无法解释，无法说。）（我只说，嗯，我知道。哦。我明白）
我曾经想像蝴蝶飞行的方向，必然美丽多样。有阳光的地方必然有土地。
我想像媚行：你必须关怀软弱受苦的人，你必须相信爱，你要走遍地雷和向日葵同时埋藏和盛放的田野。
我曾经无法抗拒伟大而热情的事物：传说中的革命。
他不再听我的电话以后，我继续见到他上街示威，冲击警察的防卫线，受审和坐牢。他和以前没两样。
我想我也和以前没两样。他离弃我可能是他发现他从前没发现的。又可能是他觉得我已不是那个无法抗拒伟大事物的女子。（微小事情，何等微小安静。）
但我还是跟从前一样。无论我愿意不愿意。
所以就回到了肉身。我不再相信言语与历史。
一个人只能够承担一个人。我无法理解而且已经不愿意理解那些必须以言语去解释的事情：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东帝汶的立国，资本主义到了末期了吗？
来到沉默的黑暗房间，如果我能够理解这个空间。
诚实而勇敢的知道：这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别的。
那么静。无论我有多大的聪明智慧，我学会温柔怜惜，我知道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分享新生国家的狂欢，与群众和学生反对资本独裁国家对小穷国的经济文化环境侵略，但我从来也永远不会是那个受苦的、狂欢的、饱受剥削的人。我愈相信我接近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我假装及投入的能力愈高。
如果我感到痛苦和饱受剥削，只不过是因为我每天挤地铁挤到肋骨发痛，而每个月只得到极为微薄的薪水，每天又受到当事人的连环夺命急call所压逼。
就是那么实在。每天都咳嗽是因为空气污染而不是对人类的失望。
打开一本诚实的书，就会头痛而不得不合上。太累了，我实在读不下去。
清醒的时候就想睡。应付着工作千百种的事情的时候，灵魂沉睡并不清醒。
只有以灵魂沉睡的迷糊状态才可以生活下去。
就这样。生活那么大，可以挤掉任何言语。任何任何伟大而虚假的事物。
关上门。我谦卑之极的伏下来。（哦，我知道。噢。我明白。）处境选择了我并且不那么费力的就赢了我。我在处境之中生活无法抗拒。因为无法说话就非常专注。因为黑暗就感觉空间。
因为蝴蝶的死亡而有大鸟在飞。
死亡不那么罗曼蒂克，因为已经很接近。
我听。
听到了我姊无声的微笑。你的远离。听到了轻微的达达的打字声（我写）。陌生灵魂悄悄的接近，鬼一样青青黑黑的，在半昧不明之中，一个一个的靠上来，接近生命之微小事物，孤独的必然与绝对。有个女子在游园。梆子隔几个世纪的文明在记忆之中遥伴。‘老的老，死的死。’
（细细：如果你还能够诚实而勇敢的生活。）（如果你还在。）
‘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着了便没事。’
一次她发高烧，肺炎，不肯入院也不肯见医生，我正在上班忙得发疯，打电话给她叫她入医院她就拍拍，拍拍的说不。我说了半个小时，原来和一个没有话的人都可以在电话上讲半小时，我就真的不想讲了讲也没有用你也不明白我还在上班，她很生气就搁了电话。
后来她还是进了医院。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写，‘实在不想再进医院。’
还张着喉咙去打麻将。我给她一点小钱作麻将本。去打吧，我说。喜欢做甚么就做甚么，喜欢吃甚么就吃甚么。
跟她说完，回心想，我何尝不需要如此。
没有声音，怎打麻将？怎上？怎碰？
她拍拍抬面，表示：碰。吃糊不用说，将牌翻开就糊了。
再一个姊姊从英国回来看她，她们手拖手的天天出去逛街。姊姊走了以后姊姊就开始病，又入了院。出院以后我上她家看她，她给我看姊姊给姊姊的几封信。姊姊写：我在飞机上一直想着你不知你在做甚么，你睡了觉没有不知痰还多不多，晚上可不可以睡上两三个小时。我下了机转了巴士回家，我想这个时候正是香港的午夜两点，你可能刚睡了。回到家很累我收拾了行李，洗了衣服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就睡了。第二天上学一直忙，到下课的时候收到慧宁的电话知道你又入了医院。好姊姊真是我的不好，天天跟你逛街像我们从前一样就把你弄病了。原来我回到家可能在洗澡的时候你又入了医院，但我已经无法照顾你了。第二封信是几天以后，报告着学校和学生的事情，她写：好姊姊亲爱的好姊姊，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身体，我会储钱再回来香港给你庆祝六十岁大寿。
我们已经没有了美丽和青春，但我们亲爱的感情还是一样的。信我给我姊的女儿慧宁说了，她后来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妈咪穿着一件橙色的旗袍庆祝她的六十岁大寿。
再一封信报告家常的小事，她女儿说些甚么做甚么，学生的家长又说些甚么做些甚么等等。
我将信折上忽然想，原来我不那么样。我两个姊姊只读过中小学，她们也从来不讲艺术甚么甚么的，一个喜欢打麻将，一个会做衣服，喜欢追电视连续剧。
她们写，好像将我写过的小说再写一次。用她们的生活。
如果生活发生的事情似曾相识，像一个我写过的小说，不是因为我聪明或有巫灵附身，而只不过我老早跟命运打了个照面。
我知道。我知道这必然发生并将它写下。
我写个一个故事叫作‘一个跳舞女子的尤滋里斯’，那年是一九八七年。那是一个记述母亲死亡的故事，而那个母亲的原型就是我姊姊。那时候我只上个几课跳舞课，觉得没甚么兴趣就停了。
十几年后我姊的死亡如我曾经启示的一样。我不知何故开始很认真的跳舞。
我从来不希望模仿小说，亦不擅预言。生命之中总觉得每走一步都迷迷糊糊，很努力但仍不由自主。
如果我从此得到自由，自由也必成为我的咒诅。
命运的默示使我对未来的生活，心存敬惧。（是处境选择你而不是其他）（无论才华或不，沉默或话，竟都不由自主。）（是你决定沉默而不是我。我将最后的重担给了你。）
但不。沉默并不如我庸俗的小说所想像那样赚人热泪，那样悲情。
我姊总是微微笑的。没有了声音以后，她时常微笑。
她得到她要得到的。穷她一生。她要得到的不是静默，智慧或世间的华美富贵。
初老以后，她天天穿同一条黑裤子。我姊骂她，你整理整理自己的身世，你看你，头发白了都不去染掉。她将白发染黑，但仍旧天天穿同一条黑裤子。那时候她刚病，做了电疗，颈都烧焦了，但还可以说话，便解释说：不是同一条裤子，是几条同一样的裤子，我天天换。
穿甚么看来是甚么，她无所谓。
伤心的是一个男子。死到临头了，男子伤她心的时候她一样喝掉一瓶白兰地哭一个晚上。
与年纪无关。烈性女子已经不再爱美丽，老了萎谢了身上长了癌细胞，所余的日子有限，医生说：说不定看着吧；她还是个烈性女子。
那个乔治.史宾路。我死了看他怎么样。她一边哭一边数说着男子。
病了好，好了点又病，病情反反覆覆。
好像预演，重重复复，预演那必要来临的。
使人惊吓动心的死亡，总是带点罗曼蒂克的。那是年轻人经历与想像的死亡。
平常的、每一个人的死亡，没有甚么罗曼蒂克；来来回回，进院出院，‘家人都有心理准备，情况很危险’‘可以出院但两个星期后回来覆诊’。病久了也不觉其病。‘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着了便没事。’她写。‘去年十二月七日做的手术，到今天已经有六个月。’她数说着日子。
房子是她名下的产业，男子住一个房间，她住一个房间，两个人各自各住着已经有好多年。她还是非常着意，他出去了，他晚上四时才回来，他吃过了没有。男子每个月交租给她，作家用和零用，不交租的时候她就生气，两个人一起生活都有二十年，还三天五天的大吵小吵。
一天我接到男子的电话，说，你姊姊，电疗失败了，要做手术。
他的声音很低沉，我几乎认不出来。我说，哦。甚么时候。
伤口从她的喉咙的一边开到另一边，鸡一样的给割开。
她很痛。男子站在病床旁边，按着我姊姊，逗着她说话，不时问她热不热痛不痛，要不要这要不要那。我另一个姊姊说，嘿那个乔治.史宾路，不知是否谋姊姊的遗产，转了性对她这样好。我说，管它呢，真又如何假又如何，作假的作到真一样就是真的了。都说金钱不能买到爱情，如果金钱能够买到爱情，又有甚么不好？
金钱如果不能买到爱情，可能对死亡的恐惧可以。可能时间可以，意志可以。
时间、意志、恐惧、一切的总和也无法再是虚无飘渺的所谓爱情。她和他只是接近。
接近终结，因而心生怜悯恩慈。
出了院，再入院又出院又入院。住在家里的时候我姊姊索性住在客厅。
她得到了她要的空间。男子缩在房间里面，看电视，上网。我姊睡在沙发床上，床尾有她的大电视，床边是她的抽痰机和润喉咙用的蒸气机；她的起居间变成了病房。男子看着电视会出来跟她说两句笑话，扮江泽民或董建华拍掌说话逗她发笑。
一次我上去看我姊，我姊喜孜孜的跟我写：他送了我一件生日礼物。
她满心欢喜的笑着。不是粉红钻戒也不是十打玫瑰甚么的，我姊躺在床上指指厕所。我到厕所里面找，厕所里面乱糟糟的，都是他俩的卫生用品。我出来我姊就揭晓：他送给她一个新的粉红厕盆。厕盆已经裂了很久，一直都没换。
那真是个美丽的厕盆，你姊姊很喜欢。男子说。他们俩个相视微笑。
哎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问我姊姊：怎么了，乔治有没有交租给你。她点头说有。又做了口形，大概说：‘很准时。’她说话有口形没有声音，她说甚么我猜。
也没再打电话给她。免得拍拍拍拍的打着密码大家穷生气。
但我总是觉得，有一天我会收到一个没有声音的电话。她可能会拍拍两声，说着不。
到那个时候。我现在知道甚么遗言都是骗人的。
哪里会有遗言。要说的都已经说了。我姊比较幸运，她提早结束了她要说的话。
没什么好说的。她失去了声音以后，可能才发觉没有甚么非说不可的。连打麻将这么重要的吵事，都可以一话不说，一翻牌就糊了。
如果命运无可抗拒，比我们的意志大，比我们的存在大，如果不能战胜命运，最起码的只能是，默默承担（我听。在告解室的这一边。）（我听了以后，没有其他的办法，无法解释，无法说。）（我只说，嗯，我知道。哦。我明白）
我曾经想像蝴蝶飞行的方向，必然美丽多样。有阳光的地方必然有土地。
我想像媚行：你必须关怀软弱受苦的人，你必须相信爱，你要走遍地雷和向日葵同时埋藏和盛放的田野。
我曾经无法抗拒伟大而热情的事物：传说中的革命。
他不再听我的电话以后，我继续见到他上街示威，冲击警察的防卫线，受审和坐牢。他和以前没两样。
我想我也和以前没两样。他离弃我可能是他发现他从前没发现的。又可能是他觉得我已不是那个无法抗拒伟大事物的女子。（微小事情，何等微小安静。）
但我还是跟从前一样。无论我愿意不愿意。
所以就回到了肉身。我不再相信言语与历史。
一个人只能够承担一个人。我无法理解而且已经不愿意理解那些必须以言语去解释的事情：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东帝汶的立国，资本主义到了末期了吗？
来到沉默的黑暗房间，如果我能够理解这个空间。
诚实而勇敢的知道：这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别的。
那么静。无论我有多大的聪明智慧，我学会温柔怜惜，我知道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分享新生国家的狂欢，与群众和学生反对资本独裁国家对小穷国的经济文化环境侵略，但我从来也永远不会是那个受苦的、狂欢的、饱受剥削的人。我愈相信我接近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我假装及投入的能力愈高。
如果我感到痛苦和饱受剥削，只不过是因为我每天挤地铁挤到肋骨发痛，而每个月只得到极为微薄的薪水，每天又受到当事人的连环夺命急call所压逼。
就是那么实在。每天都咳嗽是因为空气污染而不是对人类的失望。
打开一本诚实的书，就会头痛而不得不合上。太累了，我实在读不下去。
清醒的时候就想睡。应付着工作千百种的事情的时候，灵魂沉睡并不清醒。
只有以灵魂沉睡的迷糊状态才可以生活下去。
就这样。生活那么大，可以挤掉任何言语。任何任何伟大而虚假的事物。
关上门。我谦卑之极的伏下来。（哦，我知道。噢。我明白。）处境选择了我并且不那么费力的就赢了我。我在处境之中生活无法抗拒。因为无法说话就非常专注。因为黑暗就感觉空间。
因为蝴蝶的死亡而有大鸟在飞。
死亡不那么罗曼蒂克，因为已经很接近。
我听。
听到了我姊无声的微笑。你的远离。听到了轻微的达达的打字声（我写）。陌生灵魂悄悄的接近，鬼一样青青黑黑的，在半昧不明之中，一个一个的靠上来，接近生命之微小事物，孤独的必然与绝对。有个女子在游园。梆子隔几个世纪的文明在记忆之中遥伴。‘老的老，死的死。’
（细细：如果你还能够诚实而勇敢的生活。）（如果你还在。）
‘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着了便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