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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极端的自由经济，一切为了便民，一切为了生产。
其时封建制度已经恢复，但高祖诸子分封在外的，不管王国还是侯国，有朝廷所派的“相”和“傅”担负起治理国政和辅导王侯的重任，所以中央的政令，依然可以贯彻。而吕后虽多失德，也像武则天一样，对老百姓是不算太坏的。吕后一死，刘氏子弟大杀日后娘家的侄儿，也只是一场宫廷政变，并不影响整个政局，相反地，反迎来了一位古今罕见的仁君，那就是文帝刘恒。
文帝的母亲是薄太后，对于国家大政，颇具影响力。这位太后大概因为饱经忧患，忽生一场悄来富贵，持有凡事皆有苍天安排，只要心好，必蒙神麻的观念，所以从开国时期的放任政策，更进一步变成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后人因而说薄太后笃好清净无为的“黄老之学”其实秦始皇焚书坑懦，读书是件不容易的事，连汉高祖都是“奇绝英雄不读书”薄太后又何尝知道什么咱老之学”？
因为是在这样放任的自由经济制度之下，富商大贾挟其雄厚的资本及高度的生产力，几乎不费什么气力，便可富埒王侯，名为“素封”
何谓“素封”？封者封君，素作空字解，意思是：虽然没有公家所给予的名位、爵秩及俸禄，但财雄势大，好比一国的封君。司马迁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所以卓文君的父亲名为卓王孙“王孙”应该是当地人称他的一个外号，而非本名。
“素封”之家，多为两三世以上的富商大贾，因为汉初既是绝对的自由经济制度，则财富的蓄积，必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一切的保护法令，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大致说来，素封之家所经营的事业，不出四种；第一类是地主，一方面大量购置田产，以僮仆耕作，一方面从事畜牧，孳生“五(牛孛)”第二类是在近海地区收盐渔之利，此辈以山东最多。第三种不妨尊称他们一声“金融家”以放债收息致富，当时最有名的“财神”一是关中的无盐氏，二是成都的罗家，汉初对利息采取放任制度，所以重利盘剥的情形，各地皆有，当债务的压力不堪负荷时，老弱者卖田宅，鬻妻子来偿债，强项者则逃亡或赖掉。于是此辈又不得不雇孔武有力的人来讨债，后来游侠之兴，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类就是卓家那样的人家，除了在冶铁上面赚了大钱以外，往往还开“造币厂”因而是素封的素封。
利率的放任政策和放弃货币国有的政策，是汉初经济制度中的两大失策。本来在秦代，货币制度已上轨道，上币是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金”就是一镒，计廿四两。下币是铜钱，文曰“半两”等于十二铢，重量也真是半两。到了汉初，为了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来活跃交易，同时也希望把人家的窖藏吸引出来，所以托词秦钱太重，使用不便，准许人民自己开炉铸钱，形状像榆荚，称为“荚钱”重量只有一铢，为秦钱的十二分之一。
这一下，大家都来铸钱，搞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同时各家铸的钱，分量总有出入，所以纠纷百出，市面益加混乱。吕后临朝，对此大伤脑筋，不得已下令，旧钱仍准通行，而荚钱则并未禁止，这样无补于事，于是又下禁止私铸令，但盗铸如故。
到了文帝五年，又改了花样，新铸“半两”钱，而实际重量仅得四铢。四铢钱是“法币”即贾谊所称的“法钱”这样便有三种货币在流通，用荚钱要贴水，用；日钱一对一，但旧钱比“法钱”重，于是又有纠纷。汉文帝为奖励大家铸造“法钱”起见，解除私铸的禁令，可是另有规定，法钱中铜的成分必须准足，如果杂以铅铁，要受“鲸刑”——脸上刺字的刑罚。
但如照政府的规定，则铸铜钱就无好处，好处即在搀假。大利所趋，民不畏法，因而鲸刑累累，成色不足的烂铜钱，依然充斥于市。
于此可知，当时最贵重的金属，第一是金，第二是铜，有了铜，就可以铸“法钱”通行天下。
我国的地名中，称为“铜山”的地方很多，不仅止于江苏徐州的别称。汉初诸王，吴王的封地，是有名出铜的区域。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封地计有三郡五十三城，即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与安徽东南部一带，也就是后世的所谓“东南财赋之区”在当初列国中，最称富饶，境内有渔盐之利，又有铜山可以铸钱，国用宽裕，所以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中东的科威特一样，是不须纳税的。
吴国建都广陵，其地即是繁华了一两千年，直到清朝末年才没落的扬州。在它的周围的铜山，计有江苏的江宁、溧水、仪征；安徽的径县，江西的德兴和浙江的行县、安吉等多处。刘濞的钱多花不完，于是招致亡命之徒，在景帝时谋反，引起“七国之乱”结果为周亚夫个别击破，刘濞穷无所归，逃到浙江温州，为当地人所杀。这都是铜山害了他。
另外一个受铜山之害的是邓通。此人与卓家有关，他的故事特富传奇性，值得谈一谈。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四川曾有两个南安，一个在剑阁，一个在荣县西面。邓通的家乡是荣县这个南安，距临邛不远。他怎么到了京城里的，自然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在未受文帝“特达之知”以... -->>
总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极端的自由经济，一切为了便民，一切为了生产。
其时封建制度已经恢复，但高祖诸子分封在外的，不管王国还是侯国，有朝廷所派的“相”和“傅”担负起治理国政和辅导王侯的重任，所以中央的政令，依然可以贯彻。而吕后虽多失德，也像武则天一样，对老百姓是不算太坏的。吕后一死，刘氏子弟大杀日后娘家的侄儿，也只是一场宫廷政变，并不影响整个政局，相反地，反迎来了一位古今罕见的仁君，那就是文帝刘恒。
文帝的母亲是薄太后，对于国家大政，颇具影响力。这位太后大概因为饱经忧患，忽生一场悄来富贵，持有凡事皆有苍天安排，只要心好，必蒙神麻的观念，所以从开国时期的放任政策，更进一步变成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后人因而说薄太后笃好清净无为的“黄老之学”其实秦始皇焚书坑懦，读书是件不容易的事，连汉高祖都是“奇绝英雄不读书”薄太后又何尝知道什么咱老之学”？
因为是在这样放任的自由经济制度之下，富商大贾挟其雄厚的资本及高度的生产力，几乎不费什么气力，便可富埒王侯，名为“素封”
何谓“素封”？封者封君，素作空字解，意思是：虽然没有公家所给予的名位、爵秩及俸禄，但财雄势大，好比一国的封君。司马迁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所以卓文君的父亲名为卓王孙“王孙”应该是当地人称他的一个外号，而非本名。
“素封”之家，多为两三世以上的富商大贾，因为汉初既是绝对的自由经济制度，则财富的蓄积，必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一切的保护法令，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大致说来，素封之家所经营的事业，不出四种；第一类是地主，一方面大量购置田产，以僮仆耕作，一方面从事畜牧，孳生“五(牛孛)”第二类是在近海地区收盐渔之利，此辈以山东最多。第三种不妨尊称他们一声“金融家”以放债收息致富，当时最有名的“财神”一是关中的无盐氏，二是成都的罗家，汉初对利息采取放任制度，所以重利盘剥的情形，各地皆有，当债务的压力不堪负荷时，老弱者卖田宅，鬻妻子来偿债，强项者则逃亡或赖掉。于是此辈又不得不雇孔武有力的人来讨债，后来游侠之兴，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类就是卓家那样的人家，除了在冶铁上面赚了大钱以外，往往还开“造币厂”因而是素封的素封。
利率的放任政策和放弃货币国有的政策，是汉初经济制度中的两大失策。本来在秦代，货币制度已上轨道，上币是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金”就是一镒，计廿四两。下币是铜钱，文曰“半两”等于十二铢，重量也真是半两。到了汉初，为了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来活跃交易，同时也希望把人家的窖藏吸引出来，所以托词秦钱太重，使用不便，准许人民自己开炉铸钱，形状像榆荚，称为“荚钱”重量只有一铢，为秦钱的十二分之一。
这一下，大家都来铸钱，搞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同时各家铸的钱，分量总有出入，所以纠纷百出，市面益加混乱。吕后临朝，对此大伤脑筋，不得已下令，旧钱仍准通行，而荚钱则并未禁止，这样无补于事，于是又下禁止私铸令，但盗铸如故。
到了文帝五年，又改了花样，新铸“半两”钱，而实际重量仅得四铢。四铢钱是“法币”即贾谊所称的“法钱”这样便有三种货币在流通，用荚钱要贴水，用；日钱一对一，但旧钱比“法钱”重，于是又有纠纷。汉文帝为奖励大家铸造“法钱”起见，解除私铸的禁令，可是另有规定，法钱中铜的成分必须准足，如果杂以铅铁，要受“鲸刑”——脸上刺字的刑罚。
但如照政府的规定，则铸铜钱就无好处，好处即在搀假。大利所趋，民不畏法，因而鲸刑累累，成色不足的烂铜钱，依然充斥于市。
于此可知，当时最贵重的金属，第一是金，第二是铜，有了铜，就可以铸“法钱”通行天下。
我国的地名中，称为“铜山”的地方很多，不仅止于江苏徐州的别称。汉初诸王，吴王的封地，是有名出铜的区域。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封地计有三郡五十三城，即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与安徽东南部一带，也就是后世的所谓“东南财赋之区”在当初列国中，最称富饶，境内有渔盐之利，又有铜山可以铸钱，国用宽裕，所以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中东的科威特一样，是不须纳税的。
吴国建都广陵，其地即是繁华了一两千年，直到清朝末年才没落的扬州。在它的周围的铜山，计有江苏的江宁、溧水、仪征；安徽的径县，江西的德兴和浙江的行县、安吉等多处。刘濞的钱多花不完，于是招致亡命之徒，在景帝时谋反，引起“七国之乱”结果为周亚夫个别击破，刘濞穷无所归，逃到浙江温州，为当地人所杀。这都是铜山害了他。
另外一个受铜山之害的是邓通。此人与卓家有关，他的故事特富传奇性，值得谈一谈。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四川曾有两个南安，一个在剑阁，一个在荣县西面。邓通的家乡是荣县这个南安，距临邛不远。他怎么到了京城里的，自然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在未受文帝“特达之知”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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