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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
阴湿沉重的空气打着旋儿整夜吹进森林的洼地，在地下室不断激起小小的旋涡。我蹲踞在这里，从倏忽凄苦的昏睡中苏醒过来，只觉得喉咙肿得老高，隐隐作痛。然而，醉意已经消退，满脑子全是昏睡之前的灼热胀大，以及无孔不入的悲哀消沉。脑海里是一片分明，几乎清晰到可悲的程度。在梦里，防卫本能还在行动：我的一只手兀自抓着从肩膀围住身体的那条毛毯，另一只手则伸向膝盖对面的黑暗，想把那瓶搀水的威士忌拿过来喝上一口。肺部和抑郁的肝脏，都给我一种冷水浸泡过的感觉。梦中，鹰四的上半身像石榴一样皮开肉绽，活像尊红色的石膏人像，他双眼灼灼，满眼是闪亮的霰弹，恰似一个铁眼怪人，伫立在我的右前方五米处的大雾之中。另外一处，站立着个满脸土色、苍老伛偻的男人，与我跟弟弟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他正一声不响地盯着我们。我身体蜷缩着蹲在那儿，把头埋在膝盖下面，从我的角度看去，他们两人仿佛高居于舞台之上。原来这是一个剧场，房间很小，天棚却高得惊人，我坐在头排的中央，陪伴着舞台上的两个亡灵。台上的一面镜子，正把最后面的高台楼座照了个分明：在两人头上高高的暗处，一群老人戴着高帽，穿着黑衣，像泥沼里的一堆蘑菇一样，俯瞰着下边的我们。我那满脸涂得通红、缢死的友人，还有植物一般毫无反应的婴儿，他们俨然也转世做了老人，加入了他们的一伙。
“对我们的复审就是对你的审判！”鹰四在舞台上大张着嘴，带着憎恶地叫道。他的嘴唇早不见了肌肉，只剩了个黑红色的大窟窿。
于是，高台楼座的老人们（他们大概是鹰四召集的陪审员吧）脱下帽子，转脸朝向头顶的榉木大梁，意味深长地摇晃着那房梁吓唬我。我便在一阵衰弱的绝望中惊醒过来。
去年秋天的一个黎明，我曾在后院那个准备安放净水池的洞里，两手抱膝，耽了很长时间。现在，我同是用这样的姿势，久久地坐着。这是个石造的房间，超级市场天皇和他的下属来调查仓房的拆除事宜时发现了它，就让人们住在这里面。邻近我住的里间，外面附有一间厕所，还有一眼井，显然，这里适合一个人过自我封闭的生活，只是那眼井已经坍塌，打不出水来，厕所也因为侧墙剥落，被人关掉了。这两间方形的洞穴，弥漫着无数霉菌的异味，说不定这里还有盘尼西林霉菌呢。而今，我坐在这里，嚼熏肉三明治，饮威士忌，不时还坐着睡上一觉。要是我在睡梦中躺倒下去，埋在地下室里的那些树林般密匝匝的撑柱一定会把我的脑袋撞伤。它们依然是棱角锋利、坚硬无比。
还是半夜。超级市场的天皇自“暴动”以来第一次亲临山脚。从今天一早这个情报传出开始，第一场南风已经吹进了森林和洼地，并且呼啸着直吹到深夜，预示了冬天的结束。本想透过头上地板的裂缝看一下仓房一楼洞穿的墙壁外面的空间，可那乌黑的森林却遮住了我的视线。到了早晨，天空万里无云，可大陆刮来的尘埃形成了一片黄褐色的浓重阴霾，在天空里盘踞不散，使目光变得稀薄晦暗。风刮得更加猛烈，直到夜幕降临，那天空仍然是灰蒙蒙一片。森林随着越发强劲的风势，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从底里迸发出轰鸣，让人觉得甚至森林中的大地也在鸣叫不已。突然间，林海的每个方向发出一种奇异的声响，犹如涌起的水泡。在森林和山脚之间，有几棵高高的大树，它们曾与我童年的回忆紧密相连。而今，它们依然耸立，在狂风中发出人吼一般独特的叫声。听到这种叫声，我又想起了过去的这片树丛。正如童年时至多约略交谈过一两次，却绝对无法忘怀的那些山脚老人，这片乔木丛。纵然我不曾有复杂深刻的印象，但它们充满个性的“面孔”却唤回了我的记忆。那酱油店的老店员，从前我绝不曾同他搭话，我在山脚的生活圈子也与他全然不同。在酱油酿造库旁边通往河边的路上，我不小心打着了他，他便抓住我反剪起双手，把对我母亲的疯癫的卑下而激烈的嘲讽，劈头灌进我同样狂怒然而却软弱乏力的耳畔。我还记得那老人硕大的脑袋活像大红狗。而今，这令我想起对面山坡上的老椋树。这些椋树面对狂风高喊，这一印象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到早晨，风势已经开始减弱。我仍然躺在微明的炉边，谛听乔木丛在风中的呻吟。我想在离开洼地以前，总该去看一下那些树吧，于是就又昏昏沉沉地陷入了沉思。一旦离开洼地便绝无机会再见到它们了，想到这里，我觉得在最后与它们道别时，自己的眼力是何等的迷离，同时，我又分明地感到，那伺视着我的死亡实在已经不远。我想到的是两封信，它们分别来自东京一所大学过去的一位主任教授，以及为筹建自然动物保护公园，派往非洲的动物采集队的办事处，信中都说给我准备了新的工作。教授说，他曾给我和我缢死的友人争得了两所私立大学英文讲师的工作，现在他愿意提供给我。接受这项工作，前途是较为安定的。至于访非动物采集队办事处的那封信，则缘于一位与s兄年纪相仿的学者，他为组建动物公园，不惜辞去了动物学培训班副教授的职务。我翻译的动物采集记曾被他在一份大报的书评栏里大加赞赏了一翻，现在他急如星火地要召我就职。我曾与这学者见过几次。在我的眼里，他活像艘翻沉在即、乘客鼠窜的船上临危受命的初出茅庐的船长。他邀请我以访非动物采集队翻译负责人的身份随队旅行。就第一封信来说，友人死时，我与自己母校的研究室不辞而别，放弃了那里的讲师职位，所以对我来说，这第一封信不啻是重操旧业的最后一次机会。另一方面，鹰四既变卖了房产和土地，又未给我留下钱，那么可以肯定，我迟早非得选定一个职业不可。毋宁说，讲师的职位是最为理想的。因此，我一直犹豫不决。妻子是从对方的催促电报上知道这两件事的，也便再不同我谈起新职位了。
“要是你喜欢去非洲，不妨就去吧，阿蜜。”听了她这轻松的话，我立刻预感到这新工作会有大量令人不快的困难，随即把她顶了回去。
“做翻译负责人？那可不光管些文件，还免不了要指挥土著的力工和建筑工人吧。我用我会的那点儿可怜的斯瓦希里语叫：“快走！快走！”我一面有气无力地说话，一面郁郁地幻想：那非洲的树木坚如钢铁，岩石硬得超过了钻石，它们会砸在我的太阳穴上、颧骨上、甚至失明的眼睛上，让我血流如注，再染上重度疟疾。于是，我发着高烧，疲惫地横躺在潮湿的地上，对不屈不挠的动物学家的激励深恶痛绝，还得用斯瓦希里语大叫：明天就得出发！
“可是，比起在大学里教英语，这或许能让你发现一种新生活呢，阿蜜。”
“若是阿鹰的话，他准会马上就去，并且能得到一种新生活。阿桃说，阿鹰还特意把人道主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非洲捕象的人身上。一旦所有城市的动物园叫核战争毁灭干净，最先去非洲腹地抓象的那个人，恐怕就是阿鹰幻想的人类先生吧！”
“真的，换了阿鹰，他倒会马上把这工作接下来的。这样看来，阿蜜，像你这种人，遇到一种可能需要冒险一试的工作，真的连积极点的选择都做不来。只好等人家接受那份工作，克服了危险，消除了疲劳，写出书来，由你翻译，这才是你的工作吧！”
妻子兀自把对局外人品头论足的冷静观察力，发挥在自己的丈夫身上。听了她的话，我很觉得沮丧：没准真是这样呢。我要放弃自己的新生活和草庐，去选择哪个学生也不想听、若不是隔几周停一次课就会遭学生痛恨的英文课讲师！而且和鹰四在纽约见过的那个研究杜威的门徒们的学问家一样孑然一身（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理由把婚姻继续下去了），满身稀脏、被学生冠以“耗子”的绰号受到嘲弄。我就要开始这样一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去面对衰老和死亡了。
鹰四在自杀时，把口袋里剩下的纸币和硬币全部放在了一个信封里。他把信封收进桌子的抽屉，怕自己的血弄脏它，还写明留给星男和桃子。鹰四的葬礼一过（把他葬入我家墓地的最后一块空地时，s兄的遗骨也一并入了葬），星男就拒绝了山脚青年们的帮助，独自开起那辆雪铁龙，让桃子坐在助手席上，径自沿着泥泞的道路，小心翼翼地向便桥的对面开走了。临行之前，星男向我和妻子饯行，桃子站在他的身边，一片柔顺恬静，不断点着头附和星男的话。
“阿鹰不在了，我只好和阿桃两个人生活下去了。我要和阿桃结婚。我们俩都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了吧？我想到哪儿找个汽车修理厂，阿桃可以到咖啡店做招待，我们两人会生活下去的。以后，我还想开个加油站呢。大故障也能排除，还能提供吃饭的地方。阿鹰在美国见过这种加油站，他劝我也开这么一个。现在阿鹰死了，要是我和阿桃不一起干的话，我们就靠不上别人了！”
我和妻子没有搭乘他们的雪铁龙离开洼地到海滨小城。说起来，那时我正在感冒发烧，整整三个星期，手心上如同长了一层热乎乎软塌塌的海绵，疲乏得一张纸怕都拿不起来。等我恢复了健康，妻子却已经受不了长时间的旅行了。实际上，她经常感觉到恶心和贫血。我自然猜出了她在心理上准备、在肉体上期待的东西。然而，我已无意与她谈这件事了。无论对我来说，还是对妻子来说，这都关系到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于是，在我陷入了对新职位的思虑之时，妻子像脚上系着重锤的木偶一般呆呆地坐在炉旁，在晦暗之中，除了妻子和我之外，在上房里，再也没有人能和我们讲上几句话了。这些天，妻子也会常常突然落进深深的沉默里，从与我对话的圈子里逃得远远的，对我的话睬也不睬。鹰四死后，妻子一时间重新陷人了酩酊大醉之中。然而没过多久，她却自己努力把剩下的酒瓶全都收拾到了世田和里去了，然后，除了吃饭睡觉，她便正襟危坐，双手护住小腹，眼睛半开半闭，一声不响地捱时度日。妻子倒是劝过我去非洲，可那也不过是对一个陌生人的选择所进行的一种客观评价罢了。而今，在妻子的意识当中，我已经引不起任何鲜明的影像。诚然，在我的意识里妻子的形象也全然相同。
下午，阿仁的大儿子躲着默不作声的妻子，悄悄站到土间里来。他报告道：
“超级市场的天皇，带着五个小伙子，走到桥这边来了！”
山脚的村民全然没有想到，超级市场的天皇竟会带一群暴徒闯进山脚。还在积雪初融的时候，那超级市场的天皇便通过他的代理人，把“暴动”引发的一切复杂问题用最为简捷的方式解决掉了。他让最先开到山脚的大卡车装满货物，把市场重新运营了起来。至于遭抢的商品，他不要求赔偿，也未向警察报告。而年轻的住持和海胆一样的青年推进的那项由山脚富人共同出资连带损失一同收买超级市场的计划则被一脚踢开了。还有传言说，还没有正式地向超级市场的天皇提出过这项要求。鹰四刚死，推进“暴动”的中坚力量便已经土崩瓦解。而今，任何能够再度掀起“暴动”、迫使超级市场天皇甘拜下风的力量都已不复存在。山脚的主妇“乡下”的众人，都对天皇不追回抢掠品的决定感激涕零、心满意足，尽管食品和日用百货的价格比“暴动”之前足足上涨了两、三倍，她们却都毫无怨言，照买不误。至于抢得的电器之类的大件物品，已陆续有人偷偷送回超级市场去了，其中有所损坏的物品以特价出售，也立刻被抢购一空。那些在“暴动”中抢走了廉价衣料的“乡下”女人们实际上拥有庞大的现金，可谓潜在购买层，这些女人对这一场特价销售格外踊跃。山林地主们隔岸观火，安心安神，重又缩回到了利己自私的外壳中。
狂风卷起裸露的田野上厚厚的尘埃，吹得人眼睛发疼。我跟着阿仁的儿子，赶往山脚那边去。积雪已经消融，地面一片干爽，且不说暗褐色的枯草地，甚至落叶乔木林对面的那一片暗暗的常绿树林高处，那催发萌芽的力量都带了一种欠缺，如同破损的人体一般。环视洼地，令我觉得一阵微微的畏缩。阿仁的儿子正走在我的前面。低头看去，他的脖子脏得很，现出了斑驳的花纹。这少年原来是窥伺超级市场天皇来山谷的哨兵哩。他顶着把尘土扬起老高的狂风，就蹲在那个可怜的性感小妞送了命的那块大石头上，久久地盯视着桥的那边。从他那低垂着头赶忙上路的背影，可以看出他正承受着不应该是小孩子承受的巨大疲劳。我想，这便是屈服了的人们的共同感觉。现在，山脚的所有村民正要去恭迎超级市场天皇及其属下，他们做出的一定是与他同样的表情。洼地已经屈服了。
这少年如此热心地放哨，是因为我去山脚的目的与他母亲有关系。他的母亲几乎不吃东西，正开始迅速消瘦下去，而我去山脚正是为了和超级市场天皇会面。如若不然，他今天恐怕不会为我做什么事情。鹰四的死，使得我重新与洼地百姓的日常生活隔绝了开来。现在，山脚的孩子们竟然不会嘲笑我了呢。
走到村公所前面的广场，我立刻便把超级市场的天皇一行人认出来了。他们正经过超级市场，在石子路上走着呢。超级市场的天皇是个大块头，黑色外套长达脚跟，下摆甩来甩去，正迈着军人一样正规的步伐走将过来。他的那张圆脸上扣了顶大口袋似的鸭舌帽，离得很远，也看得出他脸上气色不错，肌肉丰满。身前身后的几个小伙子，也一律膀大腰圆，大步流星地走着。他们穿着粗劣的外套，光着脑袋，学着头儿的模样，挺胸昂头地只管径直往前走。一时间，我清楚地记起了占领军坐着吉普车第一次开进山脚那天的情形。超级市场天皇的一群人马，与那个夏日的清晨沉稳地炫示胜利的外国人何其相似啊。那天早晨，山脚的大人们第一次亲眼认证了国家的战败，他们无法习惯被占领的感觉，故意不理睬外国的大兵，只顾忙于自己日常的劳作。然而那“耻辱”却已经渗入了他们整个的身体当中。只有孩子们迅速适应了新的情况，他们跟在吉普车后面疯跑，在国民学校接受临时教育时哈啰、哈啰地叫个不停，也不惮于把外国兵递来的罐头饼干接到手中。
今天，在石子路上倒霉遇见超级市场天皇一行的大人们，也是把头埋得低低的，或者干脆背过脸去，活像群一心找个窟窿爬进去的耻辱难当的螃蟹。“暴动”那天，他们直面这“耻辱”于是才获得了一种破坏力量，彼此团结在一起了。而今，山脚的村民已经屈服，他们对这“耻辱”懊恼不已，这再也无法成为仇恨迸发的契机。这“耻辱”现在变得阴湿可厌，疲弱无力。超级市场天皇和他的属下，便是踩着山脚村民“耻辱”的踏石，傲然显示着威风。那个不穿衬衫、只穿件晨礼服的阴惨“亡灵”与现实的超级市场天皇反差竟如此巨大，这使我徒然地幻想，真该让那个扮成“亡灵”的山脚青年来迎候正走在石板路上的超级市场天皇。于是，我自己几乎也骤然觉得了那尖锐的“羞耻”山脚的那群孩子远远跟随着这一队人，然而他们也全部默不作声，仿佛森林高处打着旋儿怪叫着冲将下来的狂风，摄走了他们的精神。像我们在童年的时候一样，他们虽然一定能最先适应山脚下的新情况，可是他们也曾经投身于“暴动”当中。因此，他们童稚的头脑所能包容的“耻辱”一定同样令他们懊恼难言。
超级市场天皇很快把目光投到我的这边来。想来这是因为我是山脚唯一一个毫无惧色地直面着他的人吧。超级市场天皇，在长相明显与他种族相同的那群青年的簇拥下，迎着我站住，他丰满的脸上，一双悠然的大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眉头皱着，仿佛只是要表示集中了注意力。他一声不响，下属们也都一声不响地盯视着我，嘴里吐出粗重的白气。
“我姓根所。我就是和你做过交易的那个鹰四的哥哥。”我讲话的声音嘶哑，这绝对非我所愿。
“我嘛，叫白升基。”超级市场的天皇说。“就是白色的升再加个基础的基。令弟的事，真够遗憾的。我很痛心，他真是个独特的青年哩！”
我不禁带着感动和疑惑，端详着白先生定定地盯住我的那一双忧伤的眼睛，以及那从上到下肌肉饱绽，神采奕奕的脸。鹰四从没与我和妻子讲起过这超级市场天皇到底是怎样的人，而通过装扮超级市场天皇卑微的“亡灵”他不仅把我们，也把山脚的村民诓骗了一场。其实，他对这朝鲜人倒是印象很深，也许还要朝着他说，你真是个独特的人！眼下，超级市场的天皇也用上同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他这是在暗中对死去的鹰四给他的称赞所做的回报。那白先生眉毛粗重，鼻梁挺直，潮红的薄嘴唇纤细得像女人，耳朵鲜嫩得如同鲜草。他的整个脸，都洋溢着青春的生机。见我默默地打量着他，他纯真善良地泛出一阵微笑，露出了一口白牙。
“我这次来，是有事要求您的。”
“我正要到仓房去看看呢。算是吊唁一下令弟吧！”白先生皱着眉头，只顾微笑。
“那间独间儿，就是这孩子一家住的。现在他妈妈病了，先生能不能缓一缓再让他们从独间儿里搬出来？”
“病人入夏之前就一天天地瘦下去，怕是就要死了啊！”阿仁的儿子补充着我的解释。“吃罐头把肝也吃坏了，瘦得没有从前的一半大呢！现在，她什么也不吃了！怕是活不长了！”白先生收起微笑，注意地观察阿仁的儿子。少年不像我是个外来户，在山脚呆不长久。于是，他一改与我讲话时的那种社交口吻，对少年表现出一种道地的关心。然而，他立刻像责备自己似地皱了皱眉，重新换上了一丝宽宏的微笑。
“要是碍不着拆除仓房和搬迁的话，独间儿的人就先住下去好了。施工的时候，麻烦怕是少不了，你们只好多克服点了。”说到这里，那白先生稍稍停了一下，像是要阿仁的儿子记得清楚些。然后接着说：“可仓房的施工结束以后，要是你们还想留下，我可不给你们动迁费的！”
听了这话，阿仁的儿子怒火顿生，像公鸡一样昂着头，转身跑走了。他在心里恐怕又想与超级市场天皇干上一场了。我没有反驳白先生的话，阿仁儿子的背影便是在向我炫示最后一点友谊的结束罢。
“仓房的一部分墙壁已经坏了，得察看一下拆除的事。”白先生和我一起目送着少年远去，一面道：“我带来了几个建筑系的学生。”
我们一同走上去仓房的石子路。那几个学生壮实得活像摔跤选手，脑袋硬得像炮弹一般，满脸雀斑，一声不响，甚至不曾彼此窃窃私语。走进前院，白先生道：
“仓房里要是还有什么重要物品，请搬出来。”
我纯粹形式地把约翰万次郎留下的那个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的扇面拿了出来。一个小伙子把扛在肩上的麻袋里边的工具往仓房前面的地上一倒，看热闹的孩子们立刻往后退，仿佛那麻袋里装着什么武器一样。刚一开始，青年们卸下房门，把屋里的草席之类的东西搬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神情举止，近乎虔敬。然而干到一半儿，白先生用朝鲜语下达了命令之后，他们的作派中便立即充满了破坏性作业的气氛。他们砸坍了一楼面朝山脚那边的墙壁，弄得这百年老墙墙基的干土和烂掉的椽头板条飞扬起来，落到旁边山脚的孩子和我的头上。他们轮番挥着鎯头，毫不留意拆除了仓房的支架和墙壁后的平衡问题。白先生全然不顾扬起的灰尘，兀立着指挥他们，对这些问题他也是不屑一顾。我觉得，这对山脚村民来说无异于一次使用暴力的积极挑战。这仓房的墙壁，是山脚现存的日常生活最为古老的表现，而今它叫白先生这伙人用鎯头破坏无遗。在我的眼里，他们毋宁是在炫示：如果愿意，他们尽可以把山脚村民整个的生活破坏净尽。孩子们屏住呼吸盯着他们干活，也分明能感觉到这一点；而大人们，尽管尘土像洪水一样涌向山脚，他们竟没有人过来提一点抗议。这百年高龄的仓房摇摇欲坠，房顶上依然残留着瓦片，可墙却已被掏空，那残垣断壁显然无法负重，仿佛一阵狂风就足以将它吹塌。我突然觉出了一种不安。我怀疑白先生甚至无意将仓房房梁等重木结构运将出去，到城里再建房子，他只是为了在山脚的村民面前拆房取乐，才把仓房买下来的。过了不久，面朝山脚那边墙壁的三分之一，便从天棚到地板统统给拆除了，那一堆风吹不掉的墙土，也用铁锹给清理得一干二净。我站在白先生身后，和孩子们一起盯着那照得通明耀眼的仓房内部。我觉得，它简直像朝向山脚的一部舞台布景。这种印象，很快就在我的梦里获得再生。它显得异常狭窄，整个内部歪斜不堪，却分外鲜明。业已消失的百年来微明的印象连同对僵直地躺在房里的s兄的记忆，如今都已经淡漠下去。那拆去的墙面，竟从一个奇特的角度展现了一幅山脚远眺的画面，那是鹰四教山脚的青年训练足球的操场，以及积雪消融之后重现冬日旱情的褐色河床。
“没有铁棒吗？”白先生同那帮刚干完活的建筑系学生用朝鲜语讲完话，便朝我走了过来，逼得围观的孩子们怯怯地向后退。他粘着灰尘的眉宇依然皱着，同时露出了一个微笑。
“我想把地板取下一点，看看地下室的情况。这种地下室墙面和地面都是石头铺的，要运出来还得加人手呢。”
“哪儿有什么地下室。”
“地板修得这么高，就是因为有地下室嘛。”一个脸色苍白的建筑系学生肯定地说。他一下打消了我的自信。
于是，我带着他去仓库，取些山脚人倾巢出动修理石板路时用过的修路铁棒。在仓库的门口，还放着一堆鹰嘴样的武器。那是鹰四自杀后的第二天早晨，离他而去的少年们扔到前院被我拾起来堆在这里的。我们从仓库的地板下面，把生满红锈的铁棒拽将出来。直到这时，我仍不相信会有地下室，便和白先生站在一起站在仓房的门口，看那伙青年把地板橇下来。那地板已经朽腐不堪，很快就破裂了。我们这些在旁边围观的人为躲开新腾起的灰尘，只好把身体转来转去。突然，一股潮湿纤细的黑灰，犹如水下摄影的电影里乌贼的墨汁喷出了墨囊一样，登时从仓房里面涌将出来，朝着我们缓缓地移动。就在我们躲闪不迭的时候，青年们还在继续橇动地板裂缝，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过了一会儿，等灰尘散尽，我和白先生走进仓房的时候，看见从门口横框到房里的地板已经开出了一长条裂缝，缝里面露出了黑暗的空间。一个青年带着天真的微笑，从里探出头来，明快地用朝鲜语向白先生喊着什么，还把一张朽黄的书籍封面递给了他。
“他说，地板底下真是一个挺不错的石砌仓室！你真的不知道？”白先生兴高采烈地说。“说是有好多立柱，简直转不过身来。可是里屋外屋都是通着的，外屋还有便所和井哩。他还说，这样的书籍废纸堆了不少呢。难道这里住过什么疯子或者逃兵不成？”
我从他拿的那张污损的书籍封面上看到三醉人经论问答大全和东京集成社发行的字样。我茫然失措，顿感自己在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中飘摇沉浮。这冲击使我的内心扭曲失衡，而且迅速扩大，随即化成了一个启示。这个启示直接关涉着眼下在地下室里过夜的我脑海里的一切。
“石墙那边开了几个窗子照明用，可从外边看不见。”白先生把钻到地板下面的另一个青年的话翻译给我听。“不想下去看一看？”
那分明具体起来的启示令我心旌摇动。我说不出话，只是摇了摇头。那启示的中心，便是曾祖父的弟弟在万延元年的暴动之后，并没有丢开同志，穿过森林跑到新世界去，这个发现，立刻变得铁证如山。他没能阻止同志们惨遭屠戮的悲剧，却自行惩罚了自身。从暴动溃败的那一天起，他便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尽管他采取了这种消极的姿态，却矢志不渝地终其一生，保持他一贯的暴动领袖身份。他遗留下来的那几封信札，想来一定是他在地下室里耽读之余，追思自己青年时期冒险的幻想和现实凄苦的梦境，想象在别处生活时可能会寄出这样的信件，才把它们写下来交给来地下室送饭的人们。在地下室发现的那页书籍的封面，正表明了曾祖父的弟弟在信中所引有关宪法文章的出处。所有的信札都没有注明发信地点，是因为信札的作者就在这地下室里，他不曾离开这里半步。同样，曾祖父与他的联系，想来也是全靠书信进行的。在地下室里，他只能够熟读送进去的书报，他把自己幽闭起来，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编出些横滨报上的赴美留学广告、小笠原岛附近的捕鲸作业之类的故事来打发日子。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一旦涉及现实问题，哪怕是确认一下他藏身之处的近旁发生着一些怎样的事情，都是艰难至极。在地下室里，他徒然地竖起耳朵，企图了解一些情况，对于那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的侄子，他又急切地耽心其在战场上的安危，于是才会在与地面的联系信札里写上：“乞复帖速告其安否借帖有达乞速致仆以观焉。”
这些水落石出的新情况令我头脑热胀。我正要转身回上房，白先生却突然谈起1945年夏天的事情来。他一定是以为，如果单单是因为找到地下室而紧张兮兮，则未免过于沉重偏激，所以才一面窥察我沉默和紧张的缘由，一面想重新拉起话来的罢。
“关于令兄复员后在部落里死掉那件事，好像还闹不清楚是我们杀了他，还是日本人杀了他。两方的人乱成一团，拿棒子乱打一气，就他一个人毫不武装、毫无装备，垂着胳膊站到中间去，还能不给打死吗。说起来，是我们和日本人一起把他打死了！那个青年，也真是个很特别的人呢！”
白先生停下嘴来，等我的反应。我依旧沉默着，点着头——仿佛在说：没错，真的，哥哥他真是那样——转回上房，关上身后的木门，把尾随而来的尘土截到了门外。而后，我转身朝向炉边的暗影，听到自己颤抖地叫道：
“阿鹰！”然而我立刻记起，鹰四已经死了，于是，心里产生了一种自从他自杀以来最为分明的痛惜。鹰四，他才是该“真正”了解仓房里这桩新事实的人啊。我的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便看出妻子木然浮肿的圆脸正现出惊诧的神情。
“仓房还有地下室呢！八成曾祖父的弟弟一直关在那里，作失败的暴动领袖，承担责任！阿鹰是因为他为自己和曾祖父的弟弟感到耻辱才自杀的。可是，我们现在才知道，至少曾祖父的弟弟，他的一生和我们认识的完全不同！阿鹰不该为曾祖父的弟弟感到耻辱！”我仿佛也要重新向自己证实一遍，便向妻子倾述道。然而，她却冲着我叫起来：
“阿蜜，是你在阿鹰临死以前，让他感到了耻辱。是你把阿鹰丢在耻辱感当中。现在你说这些，已经太晚了！”
我茫然地企图在这新的发现当中寻求一种超越逻辑的亲昵慰藉，然而在那时，我却未曾料到，妻子会向我反戈一击，大张挞伐。地下室的发现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妻子公然的敌意，它们对着我前后夹攻，令我登时惊得呆住了。
“阿蜜，我不认为是你让阿鹰自杀的。可你却对阿鹰穷追不舍，让他的自杀成了一场最凄惨耻辱的死。你不断把阿鹰置于耻辱的轮下，以至他只能这样凄惨地死去。”妻子越发激动地说“我不清楚阿鹰在临死以前，是怎样可怜地怀抱着克服恐惧的那一点点希望。可是阿蜜，你在阿鹰请求把眼睛献给你时，你竟然也要拒绝！还有，阿鹰有多谦卑，他问你，阿蜜，你干嘛要恨我。可是你，甚至不肯说一句，不，我不恨你！阿鹰到了这个份儿上，你还要对他冷笑，又给他增加了一... -->>
复审
阴湿沉重的空气打着旋儿整夜吹进森林的洼地，在地下室不断激起小小的旋涡。我蹲踞在这里，从倏忽凄苦的昏睡中苏醒过来，只觉得喉咙肿得老高，隐隐作痛。然而，醉意已经消退，满脑子全是昏睡之前的灼热胀大，以及无孔不入的悲哀消沉。脑海里是一片分明，几乎清晰到可悲的程度。在梦里，防卫本能还在行动：我的一只手兀自抓着从肩膀围住身体的那条毛毯，另一只手则伸向膝盖对面的黑暗，想把那瓶搀水的威士忌拿过来喝上一口。肺部和抑郁的肝脏，都给我一种冷水浸泡过的感觉。梦中，鹰四的上半身像石榴一样皮开肉绽，活像尊红色的石膏人像，他双眼灼灼，满眼是闪亮的霰弹，恰似一个铁眼怪人，伫立在我的右前方五米处的大雾之中。另外一处，站立着个满脸土色、苍老伛偻的男人，与我跟弟弟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他正一声不响地盯着我们。我身体蜷缩着蹲在那儿，把头埋在膝盖下面，从我的角度看去，他们两人仿佛高居于舞台之上。原来这是一个剧场，房间很小，天棚却高得惊人，我坐在头排的中央，陪伴着舞台上的两个亡灵。台上的一面镜子，正把最后面的高台楼座照了个分明：在两人头上高高的暗处，一群老人戴着高帽，穿着黑衣，像泥沼里的一堆蘑菇一样，俯瞰着下边的我们。我那满脸涂得通红、缢死的友人，还有植物一般毫无反应的婴儿，他们俨然也转世做了老人，加入了他们的一伙。
“对我们的复审就是对你的审判！”鹰四在舞台上大张着嘴，带着憎恶地叫道。他的嘴唇早不见了肌肉，只剩了个黑红色的大窟窿。
于是，高台楼座的老人们（他们大概是鹰四召集的陪审员吧）脱下帽子，转脸朝向头顶的榉木大梁，意味深长地摇晃着那房梁吓唬我。我便在一阵衰弱的绝望中惊醒过来。
去年秋天的一个黎明，我曾在后院那个准备安放净水池的洞里，两手抱膝，耽了很长时间。现在，我同是用这样的姿势，久久地坐着。这是个石造的房间，超级市场天皇和他的下属来调查仓房的拆除事宜时发现了它，就让人们住在这里面。邻近我住的里间，外面附有一间厕所，还有一眼井，显然，这里适合一个人过自我封闭的生活，只是那眼井已经坍塌，打不出水来，厕所也因为侧墙剥落，被人关掉了。这两间方形的洞穴，弥漫着无数霉菌的异味，说不定这里还有盘尼西林霉菌呢。而今，我坐在这里，嚼熏肉三明治，饮威士忌，不时还坐着睡上一觉。要是我在睡梦中躺倒下去，埋在地下室里的那些树林般密匝匝的撑柱一定会把我的脑袋撞伤。它们依然是棱角锋利、坚硬无比。
还是半夜。超级市场的天皇自“暴动”以来第一次亲临山脚。从今天一早这个情报传出开始，第一场南风已经吹进了森林和洼地，并且呼啸着直吹到深夜，预示了冬天的结束。本想透过头上地板的裂缝看一下仓房一楼洞穿的墙壁外面的空间，可那乌黑的森林却遮住了我的视线。到了早晨，天空万里无云，可大陆刮来的尘埃形成了一片黄褐色的浓重阴霾，在天空里盘踞不散，使目光变得稀薄晦暗。风刮得更加猛烈，直到夜幕降临，那天空仍然是灰蒙蒙一片。森林随着越发强劲的风势，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从底里迸发出轰鸣，让人觉得甚至森林中的大地也在鸣叫不已。突然间，林海的每个方向发出一种奇异的声响，犹如涌起的水泡。在森林和山脚之间，有几棵高高的大树，它们曾与我童年的回忆紧密相连。而今，它们依然耸立，在狂风中发出人吼一般独特的叫声。听到这种叫声，我又想起了过去的这片树丛。正如童年时至多约略交谈过一两次，却绝对无法忘怀的那些山脚老人，这片乔木丛。纵然我不曾有复杂深刻的印象，但它们充满个性的“面孔”却唤回了我的记忆。那酱油店的老店员，从前我绝不曾同他搭话，我在山脚的生活圈子也与他全然不同。在酱油酿造库旁边通往河边的路上，我不小心打着了他，他便抓住我反剪起双手，把对我母亲的疯癫的卑下而激烈的嘲讽，劈头灌进我同样狂怒然而却软弱乏力的耳畔。我还记得那老人硕大的脑袋活像大红狗。而今，这令我想起对面山坡上的老椋树。这些椋树面对狂风高喊，这一印象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到早晨，风势已经开始减弱。我仍然躺在微明的炉边，谛听乔木丛在风中的呻吟。我想在离开洼地以前，总该去看一下那些树吧，于是就又昏昏沉沉地陷入了沉思。一旦离开洼地便绝无机会再见到它们了，想到这里，我觉得在最后与它们道别时，自己的眼力是何等的迷离，同时，我又分明地感到，那伺视着我的死亡实在已经不远。我想到的是两封信，它们分别来自东京一所大学过去的一位主任教授，以及为筹建自然动物保护公园，派往非洲的动物采集队的办事处，信中都说给我准备了新的工作。教授说，他曾给我和我缢死的友人争得了两所私立大学英文讲师的工作，现在他愿意提供给我。接受这项工作，前途是较为安定的。至于访非动物采集队办事处的那封信，则缘于一位与s兄年纪相仿的学者，他为组建动物公园，不惜辞去了动物学培训班副教授的职务。我翻译的动物采集记曾被他在一份大报的书评栏里大加赞赏了一翻，现在他急如星火地要召我就职。我曾与这学者见过几次。在我的眼里，他活像艘翻沉在即、乘客鼠窜的船上临危受命的初出茅庐的船长。他邀请我以访非动物采集队翻译负责人的身份随队旅行。就第一封信来说，友人死时，我与自己母校的研究室不辞而别，放弃了那里的讲师职位，所以对我来说，这第一封信不啻是重操旧业的最后一次机会。另一方面，鹰四既变卖了房产和土地，又未给我留下钱，那么可以肯定，我迟早非得选定一个职业不可。毋宁说，讲师的职位是最为理想的。因此，我一直犹豫不决。妻子是从对方的催促电报上知道这两件事的，也便再不同我谈起新职位了。
“要是你喜欢去非洲，不妨就去吧，阿蜜。”听了她这轻松的话，我立刻预感到这新工作会有大量令人不快的困难，随即把她顶了回去。
“做翻译负责人？那可不光管些文件，还免不了要指挥土著的力工和建筑工人吧。我用我会的那点儿可怜的斯瓦希里语叫：“快走！快走！”我一面有气无力地说话，一面郁郁地幻想：那非洲的树木坚如钢铁，岩石硬得超过了钻石，它们会砸在我的太阳穴上、颧骨上、甚至失明的眼睛上，让我血流如注，再染上重度疟疾。于是，我发着高烧，疲惫地横躺在潮湿的地上，对不屈不挠的动物学家的激励深恶痛绝，还得用斯瓦希里语大叫：明天就得出发！
“可是，比起在大学里教英语，这或许能让你发现一种新生活呢，阿蜜。”
“若是阿鹰的话，他准会马上就去，并且能得到一种新生活。阿桃说，阿鹰还特意把人道主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非洲捕象的人身上。一旦所有城市的动物园叫核战争毁灭干净，最先去非洲腹地抓象的那个人，恐怕就是阿鹰幻想的人类先生吧！”
“真的，换了阿鹰，他倒会马上把这工作接下来的。这样看来，阿蜜，像你这种人，遇到一种可能需要冒险一试的工作，真的连积极点的选择都做不来。只好等人家接受那份工作，克服了危险，消除了疲劳，写出书来，由你翻译，这才是你的工作吧！”
妻子兀自把对局外人品头论足的冷静观察力，发挥在自己的丈夫身上。听了她的话，我很觉得沮丧：没准真是这样呢。我要放弃自己的新生活和草庐，去选择哪个学生也不想听、若不是隔几周停一次课就会遭学生痛恨的英文课讲师！而且和鹰四在纽约见过的那个研究杜威的门徒们的学问家一样孑然一身（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理由把婚姻继续下去了），满身稀脏、被学生冠以“耗子”的绰号受到嘲弄。我就要开始这样一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去面对衰老和死亡了。
鹰四在自杀时，把口袋里剩下的纸币和硬币全部放在了一个信封里。他把信封收进桌子的抽屉，怕自己的血弄脏它，还写明留给星男和桃子。鹰四的葬礼一过（把他葬入我家墓地的最后一块空地时，s兄的遗骨也一并入了葬），星男就拒绝了山脚青年们的帮助，独自开起那辆雪铁龙，让桃子坐在助手席上，径自沿着泥泞的道路，小心翼翼地向便桥的对面开走了。临行之前，星男向我和妻子饯行，桃子站在他的身边，一片柔顺恬静，不断点着头附和星男的话。
“阿鹰不在了，我只好和阿桃两个人生活下去了。我要和阿桃结婚。我们俩都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了吧？我想到哪儿找个汽车修理厂，阿桃可以到咖啡店做招待，我们两人会生活下去的。以后，我还想开个加油站呢。大故障也能排除，还能提供吃饭的地方。阿鹰在美国见过这种加油站，他劝我也开这么一个。现在阿鹰死了，要是我和阿桃不一起干的话，我们就靠不上别人了！”
我和妻子没有搭乘他们的雪铁龙离开洼地到海滨小城。说起来，那时我正在感冒发烧，整整三个星期，手心上如同长了一层热乎乎软塌塌的海绵，疲乏得一张纸怕都拿不起来。等我恢复了健康，妻子却已经受不了长时间的旅行了。实际上，她经常感觉到恶心和贫血。我自然猜出了她在心理上准备、在肉体上期待的东西。然而，我已无意与她谈这件事了。无论对我来说，还是对妻子来说，这都关系到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于是，在我陷入了对新职位的思虑之时，妻子像脚上系着重锤的木偶一般呆呆地坐在炉旁，在晦暗之中，除了妻子和我之外，在上房里，再也没有人能和我们讲上几句话了。这些天，妻子也会常常突然落进深深的沉默里，从与我对话的圈子里逃得远远的，对我的话睬也不睬。鹰四死后，妻子一时间重新陷人了酩酊大醉之中。然而没过多久，她却自己努力把剩下的酒瓶全都收拾到了世田和里去了，然后，除了吃饭睡觉，她便正襟危坐，双手护住小腹，眼睛半开半闭，一声不响地捱时度日。妻子倒是劝过我去非洲，可那也不过是对一个陌生人的选择所进行的一种客观评价罢了。而今，在妻子的意识当中，我已经引不起任何鲜明的影像。诚然，在我的意识里妻子的形象也全然相同。
下午，阿仁的大儿子躲着默不作声的妻子，悄悄站到土间里来。他报告道：
“超级市场的天皇，带着五个小伙子，走到桥这边来了！”
山脚的村民全然没有想到，超级市场的天皇竟会带一群暴徒闯进山脚。还在积雪初融的时候，那超级市场的天皇便通过他的代理人，把“暴动”引发的一切复杂问题用最为简捷的方式解决掉了。他让最先开到山脚的大卡车装满货物，把市场重新运营了起来。至于遭抢的商品，他不要求赔偿，也未向警察报告。而年轻的住持和海胆一样的青年推进的那项由山脚富人共同出资连带损失一同收买超级市场的计划则被一脚踢开了。还有传言说，还没有正式地向超级市场的天皇提出过这项要求。鹰四刚死，推进“暴动”的中坚力量便已经土崩瓦解。而今，任何能够再度掀起“暴动”、迫使超级市场天皇甘拜下风的力量都已不复存在。山脚的主妇“乡下”的众人，都对天皇不追回抢掠品的决定感激涕零、心满意足，尽管食品和日用百货的价格比“暴动”之前足足上涨了两、三倍，她们却都毫无怨言，照买不误。至于抢得的电器之类的大件物品，已陆续有人偷偷送回超级市场去了，其中有所损坏的物品以特价出售，也立刻被抢购一空。那些在“暴动”中抢走了廉价衣料的“乡下”女人们实际上拥有庞大的现金，可谓潜在购买层，这些女人对这一场特价销售格外踊跃。山林地主们隔岸观火，安心安神，重又缩回到了利己自私的外壳中。
狂风卷起裸露的田野上厚厚的尘埃，吹得人眼睛发疼。我跟着阿仁的儿子，赶往山脚那边去。积雪已经消融，地面一片干爽，且不说暗褐色的枯草地，甚至落叶乔木林对面的那一片暗暗的常绿树林高处，那催发萌芽的力量都带了一种欠缺，如同破损的人体一般。环视洼地，令我觉得一阵微微的畏缩。阿仁的儿子正走在我的前面。低头看去，他的脖子脏得很，现出了斑驳的花纹。这少年原来是窥伺超级市场天皇来山谷的哨兵哩。他顶着把尘土扬起老高的狂风，就蹲在那个可怜的性感小妞送了命的那块大石头上，久久地盯视着桥的那边。从他那低垂着头赶忙上路的背影，可以看出他正承受着不应该是小孩子承受的巨大疲劳。我想，这便是屈服了的人们的共同感觉。现在，山脚的所有村民正要去恭迎超级市场天皇及其属下，他们做出的一定是与他同样的表情。洼地已经屈服了。
这少年如此热心地放哨，是因为我去山脚的目的与他母亲有关系。他的母亲几乎不吃东西，正开始迅速消瘦下去，而我去山脚正是为了和超级市场天皇会面。如若不然，他今天恐怕不会为我做什么事情。鹰四的死，使得我重新与洼地百姓的日常生活隔绝了开来。现在，山脚的孩子们竟然不会嘲笑我了呢。
走到村公所前面的广场，我立刻便把超级市场的天皇一行人认出来了。他们正经过超级市场，在石子路上走着呢。超级市场的天皇是个大块头，黑色外套长达脚跟，下摆甩来甩去，正迈着军人一样正规的步伐走将过来。他的那张圆脸上扣了顶大口袋似的鸭舌帽，离得很远，也看得出他脸上气色不错，肌肉丰满。身前身后的几个小伙子，也一律膀大腰圆，大步流星地走着。他们穿着粗劣的外套，光着脑袋，学着头儿的模样，挺胸昂头地只管径直往前走。一时间，我清楚地记起了占领军坐着吉普车第一次开进山脚那天的情形。超级市场天皇的一群人马，与那个夏日的清晨沉稳地炫示胜利的外国人何其相似啊。那天早晨，山脚的大人们第一次亲眼认证了国家的战败，他们无法习惯被占领的感觉，故意不理睬外国的大兵，只顾忙于自己日常的劳作。然而那“耻辱”却已经渗入了他们整个的身体当中。只有孩子们迅速适应了新的情况，他们跟在吉普车后面疯跑，在国民学校接受临时教育时哈啰、哈啰地叫个不停，也不惮于把外国兵递来的罐头饼干接到手中。
今天，在石子路上倒霉遇见超级市场天皇一行的大人们，也是把头埋得低低的，或者干脆背过脸去，活像群一心找个窟窿爬进去的耻辱难当的螃蟹。“暴动”那天，他们直面这“耻辱”于是才获得了一种破坏力量，彼此团结在一起了。而今，山脚的村民已经屈服，他们对这“耻辱”懊恼不已，这再也无法成为仇恨迸发的契机。这“耻辱”现在变得阴湿可厌，疲弱无力。超级市场天皇和他的属下，便是踩着山脚村民“耻辱”的踏石，傲然显示着威风。那个不穿衬衫、只穿件晨礼服的阴惨“亡灵”与现实的超级市场天皇反差竟如此巨大，这使我徒然地幻想，真该让那个扮成“亡灵”的山脚青年来迎候正走在石板路上的超级市场天皇。于是，我自己几乎也骤然觉得了那尖锐的“羞耻”山脚的那群孩子远远跟随着这一队人，然而他们也全部默不作声，仿佛森林高处打着旋儿怪叫着冲将下来的狂风，摄走了他们的精神。像我们在童年的时候一样，他们虽然一定能最先适应山脚下的新情况，可是他们也曾经投身于“暴动”当中。因此，他们童稚的头脑所能包容的“耻辱”一定同样令他们懊恼难言。
超级市场天皇很快把目光投到我的这边来。想来这是因为我是山脚唯一一个毫无惧色地直面着他的人吧。超级市场天皇，在长相明显与他种族相同的那群青年的簇拥下，迎着我站住，他丰满的脸上，一双悠然的大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眉头皱着，仿佛只是要表示集中了注意力。他一声不响，下属们也都一声不响地盯视着我，嘴里吐出粗重的白气。
“我姓根所。我就是和你做过交易的那个鹰四的哥哥。”我讲话的声音嘶哑，这绝对非我所愿。
“我嘛，叫白升基。”超级市场的天皇说。“就是白色的升再加个基础的基。令弟的事，真够遗憾的。我很痛心，他真是个独特的青年哩！”
我不禁带着感动和疑惑，端详着白先生定定地盯住我的那一双忧伤的眼睛，以及那从上到下肌肉饱绽，神采奕奕的脸。鹰四从没与我和妻子讲起过这超级市场天皇到底是怎样的人，而通过装扮超级市场天皇卑微的“亡灵”他不仅把我们，也把山脚的村民诓骗了一场。其实，他对这朝鲜人倒是印象很深，也许还要朝着他说，你真是个独特的人！眼下，超级市场的天皇也用上同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他这是在暗中对死去的鹰四给他的称赞所做的回报。那白先生眉毛粗重，鼻梁挺直，潮红的薄嘴唇纤细得像女人，耳朵鲜嫩得如同鲜草。他的整个脸，都洋溢着青春的生机。见我默默地打量着他，他纯真善良地泛出一阵微笑，露出了一口白牙。
“我这次来，是有事要求您的。”
“我正要到仓房去看看呢。算是吊唁一下令弟吧！”白先生皱着眉头，只顾微笑。
“那间独间儿，就是这孩子一家住的。现在他妈妈病了，先生能不能缓一缓再让他们从独间儿里搬出来？”
“病人入夏之前就一天天地瘦下去，怕是就要死了啊！”阿仁的儿子补充着我的解释。“吃罐头把肝也吃坏了，瘦得没有从前的一半大呢！现在，她什么也不吃了！怕是活不长了！”白先生收起微笑，注意地观察阿仁的儿子。少年不像我是个外来户，在山脚呆不长久。于是，他一改与我讲话时的那种社交口吻，对少年表现出一种道地的关心。然而，他立刻像责备自己似地皱了皱眉，重新换上了一丝宽宏的微笑。
“要是碍不着拆除仓房和搬迁的话，独间儿的人就先住下去好了。施工的时候，麻烦怕是少不了，你们只好多克服点了。”说到这里，那白先生稍稍停了一下，像是要阿仁的儿子记得清楚些。然后接着说：“可仓房的施工结束以后，要是你们还想留下，我可不给你们动迁费的！”
听了这话，阿仁的儿子怒火顿生，像公鸡一样昂着头，转身跑走了。他在心里恐怕又想与超级市场天皇干上一场了。我没有反驳白先生的话，阿仁儿子的背影便是在向我炫示最后一点友谊的结束罢。
“仓房的一部分墙壁已经坏了，得察看一下拆除的事。”白先生和我一起目送着少年远去，一面道：“我带来了几个建筑系的学生。”
我们一同走上去仓房的石子路。那几个学生壮实得活像摔跤选手，脑袋硬得像炮弹一般，满脸雀斑，一声不响，甚至不曾彼此窃窃私语。走进前院，白先生道：
“仓房里要是还有什么重要物品，请搬出来。”
我纯粹形式地把约翰万次郎留下的那个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的扇面拿了出来。一个小伙子把扛在肩上的麻袋里边的工具往仓房前面的地上一倒，看热闹的孩子们立刻往后退，仿佛那麻袋里装着什么武器一样。刚一开始，青年们卸下房门，把屋里的草席之类的东西搬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神情举止，近乎虔敬。然而干到一半儿，白先生用朝鲜语下达了命令之后，他们的作派中便立即充满了破坏性作业的气氛。他们砸坍了一楼面朝山脚那边的墙壁，弄得这百年老墙墙基的干土和烂掉的椽头板条飞扬起来，落到旁边山脚的孩子和我的头上。他们轮番挥着鎯头，毫不留意拆除了仓房的支架和墙壁后的平衡问题。白先生全然不顾扬起的灰尘，兀立着指挥他们，对这些问题他也是不屑一顾。我觉得，这对山脚村民来说无异于一次使用暴力的积极挑战。这仓房的墙壁，是山脚现存的日常生活最为古老的表现，而今它叫白先生这伙人用鎯头破坏无遗。在我的眼里，他们毋宁是在炫示：如果愿意，他们尽可以把山脚村民整个的生活破坏净尽。孩子们屏住呼吸盯着他们干活，也分明能感觉到这一点；而大人们，尽管尘土像洪水一样涌向山脚，他们竟没有人过来提一点抗议。这百年高龄的仓房摇摇欲坠，房顶上依然残留着瓦片，可墙却已被掏空，那残垣断壁显然无法负重，仿佛一阵狂风就足以将它吹塌。我突然觉出了一种不安。我怀疑白先生甚至无意将仓房房梁等重木结构运将出去，到城里再建房子，他只是为了在山脚的村民面前拆房取乐，才把仓房买下来的。过了不久，面朝山脚那边墙壁的三分之一，便从天棚到地板统统给拆除了，那一堆风吹不掉的墙土，也用铁锹给清理得一干二净。我站在白先生身后，和孩子们一起盯着那照得通明耀眼的仓房内部。我觉得，它简直像朝向山脚的一部舞台布景。这种印象，很快就在我的梦里获得再生。它显得异常狭窄，整个内部歪斜不堪，却分外鲜明。业已消失的百年来微明的印象连同对僵直地躺在房里的s兄的记忆，如今都已经淡漠下去。那拆去的墙面，竟从一个奇特的角度展现了一幅山脚远眺的画面，那是鹰四教山脚的青年训练足球的操场，以及积雪消融之后重现冬日旱情的褐色河床。
“没有铁棒吗？”白先生同那帮刚干完活的建筑系学生用朝鲜语讲完话，便朝我走了过来，逼得围观的孩子们怯怯地向后退。他粘着灰尘的眉宇依然皱着，同时露出了一个微笑。
“我想把地板取下一点，看看地下室的情况。这种地下室墙面和地面都是石头铺的，要运出来还得加人手呢。”
“哪儿有什么地下室。”
“地板修得这么高，就是因为有地下室嘛。”一个脸色苍白的建筑系学生肯定地说。他一下打消了我的自信。
于是，我带着他去仓库，取些山脚人倾巢出动修理石板路时用过的修路铁棒。在仓库的门口，还放着一堆鹰嘴样的武器。那是鹰四自杀后的第二天早晨，离他而去的少年们扔到前院被我拾起来堆在这里的。我们从仓库的地板下面，把生满红锈的铁棒拽将出来。直到这时，我仍不相信会有地下室，便和白先生站在一起站在仓房的门口，看那伙青年把地板橇下来。那地板已经朽腐不堪，很快就破裂了。我们这些在旁边围观的人为躲开新腾起的灰尘，只好把身体转来转去。突然，一股潮湿纤细的黑灰，犹如水下摄影的电影里乌贼的墨汁喷出了墨囊一样，登时从仓房里面涌将出来，朝着我们缓缓地移动。就在我们躲闪不迭的时候，青年们还在继续橇动地板裂缝，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过了一会儿，等灰尘散尽，我和白先生走进仓房的时候，看见从门口横框到房里的地板已经开出了一长条裂缝，缝里面露出了黑暗的空间。一个青年带着天真的微笑，从里探出头来，明快地用朝鲜语向白先生喊着什么，还把一张朽黄的书籍封面递给了他。
“他说，地板底下真是一个挺不错的石砌仓室！你真的不知道？”白先生兴高采烈地说。“说是有好多立柱，简直转不过身来。可是里屋外屋都是通着的，外屋还有便所和井哩。他还说，这样的书籍废纸堆了不少呢。难道这里住过什么疯子或者逃兵不成？”
我从他拿的那张污损的书籍封面上看到三醉人经论问答大全和东京集成社发行的字样。我茫然失措，顿感自己在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中飘摇沉浮。这冲击使我的内心扭曲失衡，而且迅速扩大，随即化成了一个启示。这个启示直接关涉着眼下在地下室里过夜的我脑海里的一切。
“石墙那边开了几个窗子照明用，可从外边看不见。”白先生把钻到地板下面的另一个青年的话翻译给我听。“不想下去看一看？”
那分明具体起来的启示令我心旌摇动。我说不出话，只是摇了摇头。那启示的中心，便是曾祖父的弟弟在万延元年的暴动之后，并没有丢开同志，穿过森林跑到新世界去，这个发现，立刻变得铁证如山。他没能阻止同志们惨遭屠戮的悲剧，却自行惩罚了自身。从暴动溃败的那一天起，他便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尽管他采取了这种消极的姿态，却矢志不渝地终其一生，保持他一贯的暴动领袖身份。他遗留下来的那几封信札，想来一定是他在地下室里耽读之余，追思自己青年时期冒险的幻想和现实凄苦的梦境，想象在别处生活时可能会寄出这样的信件，才把它们写下来交给来地下室送饭的人们。在地下室发现的那页书籍的封面，正表明了曾祖父的弟弟在信中所引有关宪法文章的出处。所有的信札都没有注明发信地点，是因为信札的作者就在这地下室里，他不曾离开这里半步。同样，曾祖父与他的联系，想来也是全靠书信进行的。在地下室里，他只能够熟读送进去的书报，他把自己幽闭起来，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编出些横滨报上的赴美留学广告、小笠原岛附近的捕鲸作业之类的故事来打发日子。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一旦涉及现实问题，哪怕是确认一下他藏身之处的近旁发生着一些怎样的事情，都是艰难至极。在地下室里，他徒然地竖起耳朵，企图了解一些情况，对于那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的侄子，他又急切地耽心其在战场上的安危，于是才会在与地面的联系信札里写上：“乞复帖速告其安否借帖有达乞速致仆以观焉。”
这些水落石出的新情况令我头脑热胀。我正要转身回上房，白先生却突然谈起1945年夏天的事情来。他一定是以为，如果单单是因为找到地下室而紧张兮兮，则未免过于沉重偏激，所以才一面窥察我沉默和紧张的缘由，一面想重新拉起话来的罢。
“关于令兄复员后在部落里死掉那件事，好像还闹不清楚是我们杀了他，还是日本人杀了他。两方的人乱成一团，拿棒子乱打一气，就他一个人毫不武装、毫无装备，垂着胳膊站到中间去，还能不给打死吗。说起来，是我们和日本人一起把他打死了！那个青年，也真是个很特别的人呢！”
白先生停下嘴来，等我的反应。我依旧沉默着，点着头——仿佛在说：没错，真的，哥哥他真是那样——转回上房，关上身后的木门，把尾随而来的尘土截到了门外。而后，我转身朝向炉边的暗影，听到自己颤抖地叫道：
“阿鹰！”然而我立刻记起，鹰四已经死了，于是，心里产生了一种自从他自杀以来最为分明的痛惜。鹰四，他才是该“真正”了解仓房里这桩新事实的人啊。我的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便看出妻子木然浮肿的圆脸正现出惊诧的神情。
“仓房还有地下室呢！八成曾祖父的弟弟一直关在那里，作失败的暴动领袖，承担责任！阿鹰是因为他为自己和曾祖父的弟弟感到耻辱才自杀的。可是，我们现在才知道，至少曾祖父的弟弟，他的一生和我们认识的完全不同！阿鹰不该为曾祖父的弟弟感到耻辱！”我仿佛也要重新向自己证实一遍，便向妻子倾述道。然而，她却冲着我叫起来：
“阿蜜，是你在阿鹰临死以前，让他感到了耻辱。是你把阿鹰丢在耻辱感当中。现在你说这些，已经太晚了！”
我茫然地企图在这新的发现当中寻求一种超越逻辑的亲昵慰藉，然而在那时，我却未曾料到，妻子会向我反戈一击，大张挞伐。地下室的发现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妻子公然的敌意，它们对着我前后夹攻，令我登时惊得呆住了。
“阿蜜，我不认为是你让阿鹰自杀的。可你却对阿鹰穷追不舍，让他的自杀成了一场最凄惨耻辱的死。你不断把阿鹰置于耻辱的轮下，以至他只能这样凄惨地死去。”妻子越发激动地说“我不清楚阿鹰在临死以前，是怎样可怜地怀抱着克服恐惧的那一点点希望。可是阿蜜，你在阿鹰请求把眼睛献给你时，你竟然也要拒绝！还有，阿鹰有多谦卑，他问你，阿蜜，你干嘛要恨我。可是你，甚至不肯说一句，不，我不恨你！阿鹰到了这个份儿上，你还要对他冷笑，又给他增加了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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