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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荒诞的东西（笑），就吸收了先生的部分学术研究成果，将其收入到了自己的小说之中。
渡边先生不会用很强烈的立场来表述自己的意见，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前程，他也感到非常忧郁，可尽管如此，还是在尽力做好自己现在的工作，他以这种态度——唯有如此，才是具有法国人道主义思想的人的生活姿态，这是确切无疑的。我们或许会灭亡，可这并不意味着让我们灭亡的势力就是正确的，而我们走向灭亡的这些人则是错误的。使得这一切清晰地显现出来，在历史中进行抵抗并走向灭亡——与具有同样看法的人，比如托马斯曼2，或是作为共产主义者走完自己人生，具有很强实践能力的小说家中野重治1等人，作为“战斗的人道主义者”同伴，通过深厚的信任关系和友情而连接到了一起。中野先生的国会演说集等著作的装帧文字，就是渡边先生题写的。除此以外，他为中野先生还做过一些装帧。这两人之间，还曾互通公开发表的往复书简。
渡边先生自幼在东京一个家境良好的家庭里长大，从根本上来说，他的书写方法中也含有一些悲观的成分，是干巴巴地叙述一些使自己卑小化的事物的那种文体，尤其在晚年更是如此。而出身于北陆地区小地主家庭的中野先生则擅长于“亲手种植农作物”一般巧妙地进行自己的比喻和表现，还是一个兼蓄德国文学华彩、书写潇洒文章的名家。这位中野先生在往复书简中对渡边先生这样说道：“我把自己的手掌叠放在你的手掌上。因此，我想写写你文章里的假定法，是关于在你的文章里，悲观论是否与假定法相连接。我以为，倘若情况果然如此的话，那就是语法上有问题了吧。”这位中野先生那独特的幽默是何等出色呀！而且，他的结论是这样的：“我在担心，担心你文章的力点在语法上向那一侧——悲观主义附近而去（中略）。但是，更啰嗦地说，只要那些最为浅薄的乐观主义者想要主动开启战争，我们悲观主义者就必须果敢地前进。”这实在是非常优美的文章。
渡边先生并不是那种在文章中融入力量，以战车开动般的热情进行写作的人，他将光亮投在同样并非如此的欧洲思想家身上。但是面对时代危机，先生总是非常警惕并写出予以警告的文章。另一方面，就感受性而言，我觉得先生身上存在着极为郁暗的地方。在我得到的先生遗物里有永井荷风1的珊瑚集，其中收入了翻译的夏尔波德莱尔2写的非常阴暗的诗歌死的欢悦，叙述了诗人梦见蛆虫吃尽自己那尊死去的肉体时的状态。就在这首诗歌的地方，夹着还是少年的渡边放置的纸条。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的——“哦哦蛆虫，这无眼无耳的黑暗之友/汝为腐败之子，放荡的哲学家/欢悦且无赖的死人已然来到。面对吾之尸身，汝毫不犹豫尽情享用/对这亡于死者间且失去魂灵的陈尸烂肉/蛆虫啊，无须询问，更不用悔恨。”
归根结底，我也不能说是就已经了解了渡边一夫其人的全部。现在，我已经接近了先生去世时的年龄。先生于一九〇一年出生，一九七五年五月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如此说来，我只剩下两年时光。因此，在这两年间我要好好生活，期盼能够前行到读懂先生写下的所有东西的境地，当然也包括沉郁，还是沉郁的渡边一夫。
——渡边先生与大江先生之间有三十四岁的差距呀。在刚才列举的空想听讲记里，我发现三十五岁的大江先生面对年满七十的渡边先生写下了“昔日之烦恼，吾辈早已往，何处可见烦恼人？”这篇文章，让我感觉到了时光的流逝。
啊，这就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那尊“虚构的城堡”1吧？“我从先生处获得的有形物品之一，是以雕塑用的石板制作而成的空想的城堡。在这座建筑物的背后，有一处开凿出来，被指示为‘脱逃口’的小洞口，每当我确实感到穷途末路之时，便会眺望那个‘脱逃口’”
您在空想听讲记中曾如此表述这是一个何等小巧的“脱逃口”呀！
先生过世前不久，也就是住院前几天，好像悄悄整理过自己那些日记般的笔记，其中有一册就是战败日记。二宫敬把渡边先生那些与拉伯雷研究有很深关联的书和笔记全都接了过去，从中发现了先生在战争中用法文书写的日记。我也曾上门拜访并得到夫人的允许，决定在岩波书店的杂志世界上予以发表，是二宫和先生的长子翻译的译文。此外，我也得到了先生的笔记，是法国的大战之前的装帧，非常漂亮。有张页码上记叙了先生年轻时写的、现在不便公开发表的私人性事务，在其后的那页纸面上，先生则用法语写着“自己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字样。在那里加上一个感叹词后，整部日记便结束了。
我在想，先生这是出于“你总是作为半途而废的人在生活着！”的想法，才把这笔记亲手交给我的吧。那时我已然年近四十了，可曾经那般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独特价值的学者，在四十岁刚出头、太平洋战争刚开始那段时间——先生出生于一九〇一年，也就是一九四一年时——曾经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认为“自己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发现这一点后，我确实感受到一种冲击。
刚开始写小说不久，我的小说就由法国的加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当时想要把其中自认为翻译质量最好的书送给先生。在做如此打算的同时，自己还在围绕小说创作进行各种实验，试图把自己的小说推上比当时的水准高一个层次的位置。数十年来我就一直这么实验着，这倒也就罢了，问题在于我自己认为，终究没能在这种强迫观念之下写出自由的、稳定的优秀小说，好像至今仍没有一本可以面呈先生并对他说“这是最好的作品”的小说总之，现在我也到了健康状况下降、身体越发衰老的年龄了，希望取出那本日记，再度阅读那一段——自己是个半途而废“s’arrêteràmi-chemin”的人
这种荒诞的东西（笑），就吸收了先生的部分学术研究成果，将其收入到了自己的小说之中。
渡边先生不会用很强烈的立场来表述自己的意见，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前程，他也感到非常忧郁，可尽管如此，还是在尽力做好自己现在的工作，他以这种态度——唯有如此，才是具有法国人道主义思想的人的生活姿态，这是确切无疑的。我们或许会灭亡，可这并不意味着让我们灭亡的势力就是正确的，而我们走向灭亡的这些人则是错误的。使得这一切清晰地显现出来，在历史中进行抵抗并走向灭亡——与具有同样看法的人，比如托马斯曼2，或是作为共产主义者走完自己人生，具有很强实践能力的小说家中野重治1等人，作为“战斗的人道主义者”同伴，通过深厚的信任关系和友情而连接到了一起。中野先生的国会演说集等著作的装帧文字，就是渡边先生题写的。除此以外，他为中野先生还做过一些装帧。这两人之间，还曾互通公开发表的往复书简。
渡边先生自幼在东京一个家境良好的家庭里长大，从根本上来说，他的书写方法中也含有一些悲观的成分，是干巴巴地叙述一些使自己卑小化的事物的那种文体，尤其在晚年更是如此。而出身于北陆地区小地主家庭的中野先生则擅长于“亲手种植农作物”一般巧妙地进行自己的比喻和表现，还是一个兼蓄德国文学华彩、书写潇洒文章的名家。这位中野先生在往复书简中对渡边先生这样说道：“我把自己的手掌叠放在你的手掌上。因此，我想写写你文章里的假定法，是关于在你的文章里，悲观论是否与假定法相连接。我以为，倘若情况果然如此的话，那就是语法上有问题了吧。”这位中野先生那独特的幽默是何等出色呀！而且，他的结论是这样的：“我在担心，担心你文章的力点在语法上向那一侧——悲观主义附近而去（中略）。但是，更啰嗦地说，只要那些最为浅薄的乐观主义者想要主动开启战争，我们悲观主义者就必须果敢地前进。”这实在是非常优美的文章。
渡边先生并不是那种在文章中融入力量，以战车开动般的热情进行写作的人，他将光亮投在同样并非如此的欧洲思想家身上。但是面对时代危机，先生总是非常警惕并写出予以警告的文章。另一方面，就感受性而言，我觉得先生身上存在着极为郁暗的地方。在我得到的先生遗物里有永井荷风1的珊瑚集，其中收入了翻译的夏尔波德莱尔2写的非常阴暗的诗歌死的欢悦，叙述了诗人梦见蛆虫吃尽自己那尊死去的肉体时的状态。就在这首诗歌的地方，夹着还是少年的渡边放置的纸条。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的——“哦哦蛆虫，这无眼无耳的黑暗之友/汝为腐败之子，放荡的哲学家/欢悦且无赖的死人已然来到。面对吾之尸身，汝毫不犹豫尽情享用/对这亡于死者间且失去魂灵的陈尸烂肉/蛆虫啊，无须询问，更不用悔恨。”
归根结底，我也不能说是就已经了解了渡边一夫其人的全部。现在，我已经接近了先生去世时的年龄。先生于一九〇一年出生，一九七五年五月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如此说来，我只剩下两年时光。因此，在这两年间我要好好生活，期盼能够前行到读懂先生写下的所有东西的境地，当然也包括沉郁，还是沉郁的渡边一夫。
——渡边先生与大江先生之间有三十四岁的差距呀。在刚才列举的空想听讲记里，我发现三十五岁的大江先生面对年满七十的渡边先生写下了“昔日之烦恼，吾辈早已往，何处可见烦恼人？”这篇文章，让我感觉到了时光的流逝。
啊，这就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那尊“虚构的城堡”1吧？“我从先生处获得的有形物品之一，是以雕塑用的石板制作而成的空想的城堡。在这座建筑物的背后，有一处开凿出来，被指示为‘脱逃口’的小洞口，每当我确实感到穷途末路之时，便会眺望那个‘脱逃口’”
您在空想听讲记中曾如此表述这是一个何等小巧的“脱逃口”呀！
先生过世前不久，也就是住院前几天，好像悄悄整理过自己那些日记般的笔记，其中有一册就是战败日记。二宫敬把渡边先生那些与拉伯雷研究有很深关联的书和笔记全都接了过去，从中发现了先生在战争中用法文书写的日记。我也曾上门拜访并得到夫人的允许，决定在岩波书店的杂志世界上予以发表，是二宫和先生的长子翻译的译文。此外，我也得到了先生的笔记，是法国的大战之前的装帧，非常漂亮。有张页码上记叙了先生年轻时写的、现在不便公开发表的私人性事务，在其后的那页纸面上，先生则用法语写着“自己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字样。在那里加上一个感叹词后，整部日记便结束了。
我在想，先生这是出于“你总是作为半途而废的人在生活着！”的想法，才把这笔记亲手交给我的吧。那时我已然年近四十了，可曾经那般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独特价值的学者，在四十岁刚出头、太平洋战争刚开始那段时间——先生出生于一九〇一年，也就是一九四一年时——曾经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认为“自己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发现这一点后，我确实感受到一种冲击。
刚开始写小说不久，我的小说就由法国的加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当时想要把其中自认为翻译质量最好的书送给先生。在做如此打算的同时，自己还在围绕小说创作进行各种实验，试图把自己的小说推上比当时的水准高一个层次的位置。数十年来我就一直这么实验着，这倒也就罢了，问题在于我自己认为，终究没能在这种强迫观念之下写出自由的、稳定的优秀小说，好像至今仍没有一本可以面呈先生并对他说“这是最好的作品”的小说总之，现在我也到了健康状况下降、身体越发衰老的年龄了，希望取出那本日记，再度阅读那一段——自己是个半途而废“s’arrêteràmi-chemin”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