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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与邓通合作铸钱，卓家的盛运，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照史书方志来研究，邓通所受赐的铜山是一区，不是一座。他受赐铜山的地区，在今西康荣经县一带，当时名为“严道”得名的由来，是秦始皇灭楚以后“徙严王之旅，以实其地”而西南夷中又有蛮族名“道”以后一直为流放罪犯的地方。淮南厉王谋反，文帝不忍诛杀，下诏徙置“严道邛邮”之地，即是此处。淮南厉王在流放途中，不食而死，未到严道。否则，那里的铜山不会为邓通所有。
所谓“邛邮”即是临邛，严道与邛邮并称，可知两地密迩。荣经在西康极东，临邛在四川极西，虽隔一个省分，实际相距只两百里。在这个地区，属于邓通所有的铜山，可考者计有两座，一座在荣经县东北；另一座就在卓家大宅附近。都由卓王孙替他采铜铸钱。
卓王孙与邓通的合伙，契约的内容无法详知，据华阳国志记载，大致在名义上是一种租赁关系，所得的报酬为“岁取千匠”这句话的解释是，卓王孙以一千名工人，采铜铸钱的总生产量，归于邓通所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卓王孙的手腕非常高明，他虽取得了两座铜山的实际经营权，但避免用自己的名义铸钱，其实“邓氏钱遍天下”一大半是卓王孙发行的。他这样做法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可以避免法律责任。第二不致招摇太甚，是明哲保身之道。以后邓通被祸，卓王孙没有被牵涉在内，相信是由于那张合作的契约，请教了法律专家，精心拟订的结果。
钱谱和西京杂记都有关于“邓氏钱”的记载，说它与“天子钱”无异，可知成分极好“币信”极佳，所以能通行天下。这时卓王孙的财富，已经上亿。
他的贮钱的巨瓮，在明朝初年，曾经在临邛卓氏故宅的水池中掘出来“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大腹，瓮脚上刻有文字。
邓通之富，富在他“邓氏钱遍天下”的虚名上，同时他也不能像卓王孙那样，利用财富在家乡大起园林，安享清福。他在宫中服侍文帝，几于片刻不离，有钱亦无法去用。钱，对他唯一的作用，不过是否定相士的看法，保障他不致于穷得活活饿死而已。哪知这一重保障亦竟不能获得。起因是他得罪了太子。他的得罪太子，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弄巧成拙，一说是无意的。照邓通的为人看来，是无意间所得罪。
起祸的原因是如此：文帝生了一个恶疮，发炎作脓，疼痛不堪。在当时的护理技术上，有这样一个方法，由另一个人用嘴把其中的脓血吮出来。邓通便是如此为文帝效劳。
脓血一去，痛楚顿减，但是文帝反而闷闷不乐，因为“吮痛”向来只有子女对父母才肯这么做。文帝的不乐，正因此举出于邓通而非亲子。
于是，他闲谈似地问邓通：“你看，天下最爱我的是哪一个？”
邓通不防有此一问，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想了想答道：“当然应该是太子！”
这话答得一点不错，不但得体而且正见得本性善良。不料文帝别有感触，等太子来视疾问安时，便叫他像邓通那样，为他“吮痈”
这是多恶心的事——太子大为作难，但不敢违命，很勉强地照办了。事后打听到是邓通想出来的花样，不仅他自己这么做，还害了别人。太子疑心邓通是故意“整”他，平时就看不起此人，这时便越发痛恨。当然，必有人在太子面前挑拨，也是可想而知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驾崩，三十二岁的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这一下邓通例楣了，不过景帝并无杀他的意思，只把他免职，撵出京城。
于是邓通回到蜀中，住在荣经县二不久有人告发，说他在“徼外”铸钱。“徼外”可以解释为国境以外。荣经县西面就是“西南夷”在那里铸钱，岂不是“资敌”？景帝大怒，下令查办。
一查果有其事。但实在是冤枉的。邓通什么也不会，回家又不久，而且有两座日进斗金的铜山，何必还要到国境以外去铸钱？当然是别人假冒他的名义干的勾当。
但铸的是“邓氏钱”铁证俱在，法律责任便难逃了。
结果，邓通被抄家，抄了家还不够，因为要追缴他所有“盗铸”的钱。当时的法律，并没有“酌留本人及家属生活费”这一条，所以凡有收入——主要是他人的接济，像卓王孙那样，一定是帮助他的。可是他的任何收入，都被官吏没收，充作偿还公款之用，以致于搞得一文不名。
景帝有个一母所生的姊姊，她的名字在现代来说很难听，单名一个“嫖”字，文帝即位，封为“馆陶长公主”颇有权势，馆陶长公主一则因为邓通为文帝所宠幸，再则看他为人老实，所以很可怜他的遭遇，不断有金钱赏赐，但一样到不了邓通手里。
这一下真的要饿死了！馆陶长公主无可奈何，只好供给他衣食，还不敢说赏赐，是借给他的，因为唯有所有权不属于邓通，才可以免予没收。
问题在这里，馆陶长公主在京城，邓通在荣经，相去数千里之遥，衣食难免有... -->>
及至与邓通合作铸钱，卓家的盛运，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照史书方志来研究，邓通所受赐的铜山是一区，不是一座。他受赐铜山的地区，在今西康荣经县一带，当时名为“严道”得名的由来，是秦始皇灭楚以后“徙严王之旅，以实其地”而西南夷中又有蛮族名“道”以后一直为流放罪犯的地方。淮南厉王谋反，文帝不忍诛杀，下诏徙置“严道邛邮”之地，即是此处。淮南厉王在流放途中，不食而死，未到严道。否则，那里的铜山不会为邓通所有。
所谓“邛邮”即是临邛，严道与邛邮并称，可知两地密迩。荣经在西康极东，临邛在四川极西，虽隔一个省分，实际相距只两百里。在这个地区，属于邓通所有的铜山，可考者计有两座，一座在荣经县东北；另一座就在卓家大宅附近。都由卓王孙替他采铜铸钱。
卓王孙与邓通的合伙，契约的内容无法详知，据华阳国志记载，大致在名义上是一种租赁关系，所得的报酬为“岁取千匠”这句话的解释是，卓王孙以一千名工人，采铜铸钱的总生产量，归于邓通所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卓王孙的手腕非常高明，他虽取得了两座铜山的实际经营权，但避免用自己的名义铸钱，其实“邓氏钱遍天下”一大半是卓王孙发行的。他这样做法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可以避免法律责任。第二不致招摇太甚，是明哲保身之道。以后邓通被祸，卓王孙没有被牵涉在内，相信是由于那张合作的契约，请教了法律专家，精心拟订的结果。
钱谱和西京杂记都有关于“邓氏钱”的记载，说它与“天子钱”无异，可知成分极好“币信”极佳，所以能通行天下。这时卓王孙的财富，已经上亿。
他的贮钱的巨瓮，在明朝初年，曾经在临邛卓氏故宅的水池中掘出来“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大腹，瓮脚上刻有文字。
邓通之富，富在他“邓氏钱遍天下”的虚名上，同时他也不能像卓王孙那样，利用财富在家乡大起园林，安享清福。他在宫中服侍文帝，几于片刻不离，有钱亦无法去用。钱，对他唯一的作用，不过是否定相士的看法，保障他不致于穷得活活饿死而已。哪知这一重保障亦竟不能获得。起因是他得罪了太子。他的得罪太子，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弄巧成拙，一说是无意的。照邓通的为人看来，是无意间所得罪。
起祸的原因是如此：文帝生了一个恶疮，发炎作脓，疼痛不堪。在当时的护理技术上，有这样一个方法，由另一个人用嘴把其中的脓血吮出来。邓通便是如此为文帝效劳。
脓血一去，痛楚顿减，但是文帝反而闷闷不乐，因为“吮痛”向来只有子女对父母才肯这么做。文帝的不乐，正因此举出于邓通而非亲子。
于是，他闲谈似地问邓通：“你看，天下最爱我的是哪一个？”
邓通不防有此一问，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想了想答道：“当然应该是太子！”
这话答得一点不错，不但得体而且正见得本性善良。不料文帝别有感触，等太子来视疾问安时，便叫他像邓通那样，为他“吮痈”
这是多恶心的事——太子大为作难，但不敢违命，很勉强地照办了。事后打听到是邓通想出来的花样，不仅他自己这么做，还害了别人。太子疑心邓通是故意“整”他，平时就看不起此人，这时便越发痛恨。当然，必有人在太子面前挑拨，也是可想而知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驾崩，三十二岁的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这一下邓通例楣了，不过景帝并无杀他的意思，只把他免职，撵出京城。
于是邓通回到蜀中，住在荣经县二不久有人告发，说他在“徼外”铸钱。“徼外”可以解释为国境以外。荣经县西面就是“西南夷”在那里铸钱，岂不是“资敌”？景帝大怒，下令查办。
一查果有其事。但实在是冤枉的。邓通什么也不会，回家又不久，而且有两座日进斗金的铜山，何必还要到国境以外去铸钱？当然是别人假冒他的名义干的勾当。
但铸的是“邓氏钱”铁证俱在，法律责任便难逃了。
结果，邓通被抄家，抄了家还不够，因为要追缴他所有“盗铸”的钱。当时的法律，并没有“酌留本人及家属生活费”这一条，所以凡有收入——主要是他人的接济，像卓王孙那样，一定是帮助他的。可是他的任何收入，都被官吏没收，充作偿还公款之用，以致于搞得一文不名。
景帝有个一母所生的姊姊，她的名字在现代来说很难听，单名一个“嫖”字，文帝即位，封为“馆陶长公主”颇有权势，馆陶长公主一则因为邓通为文帝所宠幸，再则看他为人老实，所以很可怜他的遭遇，不断有金钱赏赐，但一样到不了邓通手里。
这一下真的要饿死了！馆陶长公主无可奈何，只好供给他衣食，还不敢说赏赐，是借给他的，因为唯有所有权不属于邓通，才可以免予没收。
问题在这里，馆陶长公主在京城，邓通在荣经，相去数千里之遥，衣食难免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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